文物的美学研究是从“物”的角度，对中国人“美”的观念提供论证，是“物态化”美学思想资料的“再度发掘”。例如，1972年发现后经整理发表的《临潼姜寨遗址简报》给我们展示了这样的美学史料：死者（少女）戴玉制耳坠，有一串由八千七百多颗骨珠组成的项链。这些骨珠就是审美意识起源的活化石，它表明当时的原始先民已经产生了自觉的审美意识，用美的工艺品来装饰自己的生活。就是人死了，也还让这些“美”的事物陪伴着她。又如关于“美”字的本义，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大人”头顶羊角作舞的羊图腾崇拜现象。但为什么崇拜羊？为什么崇拜羊就是“美”？一直是一个谜。笔者偶翻赵诚先生的《甲骨文简明词典》，殷商卜辞中常有卜问妇女分娩的话，如：“妇鼠分娩好吗？”“妇汝分娩不会好吧？”上古妇女和她们的亲人好像特别担心分娩时刻，他们总是反复地卜测妇女分娩到底是难产还是顺产。大概正是这种对分娩的担忧，人们开始崇祀于羊，因为羊生小羊，胞衣不破，滑溜顺利，母羊没有太大的痛苦。《诗经·大雅·生民》写姜嫄生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拆不副”，像母羊生小羊羔一样，（“先生如达”的“达”即小羊羔的意思）。这种不痛苦的畅顺滑美的“羊”式的分娩，成了神奇值得称颂的现象。 由此我们再搬出商代青铜器“父乙簋”来，看一看簋上“美”字的写法就恍然大悟了。那一个“美”字被写成一个孕妇模样。她挺着一个将要临产的大肚子，头戴羊骨或羊角，祈求从“羊”身上吸收顺利娩子的生殖灵气，以避免分娩时的痛苦。可见，中国人最初的“美”字，是羊生殖崇拜的折光，是宗教祈求中的祥美，是分娩安顺没有肉体痛苦的畅美。文物载体给我们提供的“美”字字形才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解破了千古“美”字之谜。 文物美学研究的重心是要揭示文物群体所体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形式美学”规律。比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总结亚洲及美洲西北海岸原始艺术形态时提出了一种“拆半律”，这种“拆半律”是指将一个人面或兽面沿“鼻”正中线一部为两半，采取“一半”来代表未剖前的完全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定理在中国新石器文化良渚玉器中，也发现了它的存在。又如，黑格尔在研究埃及文物时曾发现过一种“遗痕律”。本来山羊石雕代表畜牧神，但后来慢慢转化成了人的形象，就是“在最美的（畜牧神）标本上面，”也只是保留个尖耳朵或两个小角，羊的特征“缩成微不足道的遗痕”了。这些文物形象创造中的规律性内容，应该视为文物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在中国文物史上也确实蕴藏着类似这些规律的丰富东西等待着我们去开掘。 文物的美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物”上，它最终要回到“人”，回到对审美主体的研究，研究“物”上所凝结的人们的美感认识。例如我们在楚文物中发现有特多的香草奇卉的描绘。如果我们只是欣赏它的形式美，就把楚民族先祖对嗅觉美感的认识给忽略了。因为在楚民族的审美意识中，嗅觉美感至关重要，它是用来讨好神灵的东西。湖北包山楚简中提到用香草蒿浸酒滤酒，酒味芳香异嗅，在祭奠神灵时奉献，神就来歆享了。明白了这个文化背景，我们就悟出楚文物上何以有那么多香草奇花的奥秘了。文物美学研究就是要把这种距离今天已经十分遥远的属于审美主体（人）的各种美感心理状态揭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