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020（200 1）01—015—07 “生命美学”正在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美学的热点。随着“生命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中“崛起的第五派”（注：罗苏溟《生存意识与美的本质》，《上海师大学报》1991，4。）的呼声， 不仅生命美学成了出现频率最高、最光彩耀人的术语，而且随着国学的再度兴起，这一术语大有与西方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争夺专利的势头。因为生命美学认为，中国古代美学就是生命美学，整部“中华美学史”就是以“独特的方式感悟和开垦生命的美学史”（注：张涵《中华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当代意义》，《文艺研究》1995，2；张涵、史鸿文《中华美学史》，北京西苑出版社，1995版。）。不仅道家的美学因其追求长生久视之道而成了生命美学，而且就连追求寂灭的佛禅也成了与存在主义攀缘结亲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注：此说最早见于日本的铃木大拙，后多见于大陆学者的美学著作，如潘知常《生命的诗境》，《生命美学》，皮朝纲《禅宗美学史稿》等。），甚至世人皆知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老儒家和以维护儒家正统为己任的新儒家也成了一种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综论》认为，儒家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认为，王阳明心学是“为已之学”，（《文艺研究》1991，1 ）中说：王阳明的“致良知”使“美学形态更多地由伦理思辨美学转向直觉生命美学，与禅悦之风相互呼应。”余福智《中国古代生命美学初探》。（《学术研究》1996，4）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与生命美学相对立的美学。儒家文美学和道家文艺美学是生命美学的两大分枝。”）。这种由海外到海内，由哲学到美学的国学新发现，无疑使得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无论在年代的久远上，还是在涉及思想体系的繁复上，都不得不相形见绌了。 一、精神萎缩与“生命美学” 什么是生命？这是在探讨“生命美学”前必须首先弄清楚的问题。《辞海》关于生命的解释是：“由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物质组成的生物体所具有的特有现象。与非生物不同，生物能利用外界的物质形成自己的身体和繁殖后代，按照遗传的特点生长、发育、运动，在环境变化时常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能力。” 尽管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并未直言自己是“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的哲学和美学，但在强调生命的感性直觉和盲目冲动并以此来反对理性方面，在受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直接影响的现代派文学艺术中所流露的情绪和所表现的精神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叔本华认为决定世界的不是上帝，也不是物自体，而是生命意志。这种生命意志不受理性支配，是一种盲目的但又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尼采把叔本华的这种生命意志发展成了“权力意志”，主张用这种权力意志去统治一切。他所推崇的日神精神——超现实的梦幻精神和酒神精神——反理性的本能冲动精神，把美学当成了一种“直观的”理解。步叔本华和尼采后尘的柏格森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以“生命冲动”为标志的“生命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充满着、体现着“生命冲动”的“创造的进化过程”，而物质只不过是这种精神进程的障碍物，理性只能认识这种作为生命冲动过程障碍物的物质，而只有直觉才能印证这一生命意识的“绵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更是强调无意识本能冲动在艺术创造中的决定作用，把文艺说成是性欲本能的转移和升华。克罗奇的表现主义美学认为“直觉即表现”即艺术，直觉是离开理智的作用而独立自主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美学主张用“括弧法”和“还原法”把整个外部世界与传统知识全部排除出去，靠一种突如其来的非理性的“本质直观”把剩下的“意识流”还原为一种不含任何经验内容的“意向性”意识。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是非理性的人的主观本能意识活动的表现，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的过程就是虚无化的过程。在这种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和美学思潮的影响下，现代西方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新小说派等文艺流派，虽然在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上各有不同，但就执迷于本能冲动、瞬间情绪、梦幻感受、潜意识心理和直觉体验上却又是何其相似！他们流露出来的那种陌生感、孤独感、幻灭感、绝望感、荒诞感、焦灼感、恐惧感和无归宿感，无不表现了在后工业文明大厦下个体生命沉重的喘息和感性存在失去了精神家园的迷惘。然而，这种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个体生命却走进了“荒原”、“城堡”，等待他的只是“荒谬”和“地狱”，这种苟且偷安的生命变成了“局外人”、“机器人”、“空心人”，甚至异变成了“甲虫”、“犀牛”、“毛猿”，一场非人化的劫难使整个世界充满了恐怖和悲哀。一种力求挣脱现代理性文明所带来的异化的努力，只因为它失去了理性文明的利器而一味地向原始本能的感性生命回归，最终只能从丧失了感性的“单面人”（注：马尔库塞语。）异变成了丧失了理性的“单面人”。 马克思在谈到人的生命时指出：“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50页。）显然，人的生命活动并非只是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的运动，而是一种有意识、又有对象的活动，离开了意识和对象，人就与动物无本质差别了。正因为如此，生命虽然可贵，但决非至宝。无论从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的区别上还是从人的自由活动的获取上，人的生命的价值更应该附丽于能够把自身作为对象的理性认识——“意志和意识”上，而不是附丽于非理性的直觉上。正因为如此，人的生命面对死亡，才有超出动物面对杀戮时本能的“觳觫”和哀鸣的凛然，才有佛家“丢掉臭皮囊”的宗教解脱，才有儒家“杀身成仁”的殉道精神，更有革命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千古绝唱。 人的生命的活动永远保存在自然感性与社会理性的对立统一中。首先，“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120页。 ）人的生命的第一标志就是这种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的运动，丧失了这一特征，人的生命将不复存在。然而，仅有这一特征，还远远不能构成人的生命运动，人的生命运动是在人的社会理想与自然感性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作用中才得以确证的。只有超出了感性生命的局限，从“意志和意识”上反观生命时，才有真正的属人的生命存在。因此，只有用理性来审视和透析感性生命的被异化时，才有希望真正地从精神上摆脱这种异化。美学作为一种反对“熵增”、反对异化的手段，只有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才能帮助人们走出迷途。感性生命的升华和现代灵魂的拯救，只有理性精神的指引才能完成。那种醉心于“破除对象性思维”的“生命美学”（注：潘知常《生命的诗境》第46—61页。），它之对于西方非理性主义生命美学的认同和赞赏，不正是对作为生命存在特征的“意志和意识”的消解吗？ 正如生命从原生态的蛋白体走过了有“意志和意识”把握的对象性存在，从这种对象性存在而反思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再从反思中寻找最后归缩和终极关怀一样，人类的审美意识的演变和发展也经历了从原始的生命审美向更高的宗教性审美及更自由的精神性审美的漫长历程。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没有地址的信》中曾引用达尔文在《人类原始》中用大量事实所证明的关于人与动物都会对与自身生存和延续有关的由一定方式组合而成的色彩、形状、声音产生同样美感的话：“美感——这种感觉也曾经被宣称为人类专有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记得某些鸟类的雄鸟在雌鸟面前有意地展示自己的羽毛，炫耀鲜艳的色彩，而其他没有美丽羽毛的鸟类就不这样卖弄风情，那么，当然，我们就不会怀疑雌鸟是欣赏雄鸟的美丽了。其次，因为世界各国的妇女都用这样的羽毛来装饰自己，所以，当然，谁也不会否认这种装饰的华丽了。”（注：《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312页。）普列汉诺夫在引用了这段话后指出：“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和下等动物所喜欢的颜色和声音是同样的。”（注：《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313页。）暂且放下动物审美问题不谈， 仅就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中的大家所共同揭示的事实，难道不正是人类原始生命审美的一幅充满了野性生机和哲理光辉的史前画卷吗？原始人的审美观念就部分地起始于这种由吸引异性、繁衍后代、维护种系生存发展的人体装饰。继而为这种审美意识所驱动的对于人体装饰颜色——红色的选择，又成了原始人生命审美的不自觉选择。据格罗塞的研究；“红色——尤其是橙红色——是一切的民族都喜欢的，原始民族也同样喜欢它。”（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7版第47页。）我国考古学家贾兰坡亦指出：中国山顶洞人的人体装饰中“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他们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注：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北京出版社，1958版，第41页。）这种可能是跟太阳、火、血的同一颜色联系的审美趣味，正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表现了原始人对生命和生机的崇拜和向往。至于原始人对人体刻痕、刺纹的羡慕和赞赏，原始人如痴如醉的求偶舞，如格罗塞所描写的华昌地（wachandi）族的卡罗舞等，都无不展示了原始人审美意识觉醒时对生命审美的巨大热情。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美学！与之相比，西方人那种被高度的物质文明浸泡过的娇柔与造作，那种胖得发愁的无病呻吟，那种被异化剥夺了精神归宿的“生命美学”，又是何等的虚伪和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