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95（2000）04—0023—（07） 每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思维模式、生存方式、哲学观念以及感知方式等等多方面因子的影响、制约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美学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厚而独特的土壤之中，而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发展的表现上说，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它有它的独特性与根源性”[1]。因而， 由此而孕育生发出来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也有着它的独特品格，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特有的领悟、体味、理解与展露。然而，由于现代以来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大多以西方美学的范畴、理论、体系来“横移”框套，因而，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品格也便在这种框套式的研究中丧失。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不少中西美学的差异性比较，也不自觉地套用西方美学的眼光，来看出不同于西方美学的中国古代美学的“他性”特征，仍然没有能够真正把握住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品格。中国古代美学所思考的美学核心问题，并不是诸如“什么是美”、“美的本质是什么”、“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一类的问题。中国古代美学是在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孕育生成的一种很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的思想体系。中国美学的实质，乃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它是从一个特殊的层面、特殊的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思考和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努力，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而我们以为，这一特质是深契于美学的根本精神的。美学在其实质上只能是存在的诗性之思。 一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总是与人学思想有着血脉相关的联系，因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2]。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 它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旨在说明人应当有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因此，中国古代美学具有极为鲜明和突出的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 人生哲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的思考中，确立人的地位，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格的美善等一系列问题，而这种哲学观念又影响到中国古代美学，使其在对人于天地间的地位、人的道德精神、人的心灵世界、人的情感体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探索的基础之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以“仁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家哲学，构成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于天人之际，其思考的落脚点是人，是现世人生。子贡曾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刘宝楠正义云：“《注》以文章为礼仪，故以形质言之。明有威可畏，有仪可象，故人耳目得以循行也；……性与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语上，故不可得闻。”这种对于现世人生的重视，在孟子那里表达得更为清晰：“尽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因而，尽人之心，体人之道，便可以知天、事天了。所以当樊迟问知（智）时，“子曰：务民知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全部的智慧，在于务民知义，也即致力于人事，人之道，除了人生之外者，则敬而远之可矣。而人生的根本之道，即在于“仁”。对于孔子而言，仁即是要“爱人”，要能够“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孟子也明确地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荀子同样指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因此，儒道也即人道，仁学也即人学，建立于仁学基础上的儒家美学也即是一种人学美学，人生美学。而孔子也明确提出“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孟子则讲：“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因而，儒家美学所体现出的特征乃是以人为本，具有朴素人本主义特征的美学思想。基于美根源于人、人心、人的义理、道德，因而，受儒家美学的影响，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极为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人格因素。所谓“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所谓“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诗概》）。并十分重视内心体验与心灵领悟。 道家美学将“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一方面，在道家看来，“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道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的、无限的；另一方面道又是“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因而“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庄子·天地》）道的存在既超越于万物，却又体现于万物。因而中国道家的思想，“其出发点及其归宿点，依然是落实于现实人生之上”，“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地艺术精神”[2]。 庄子讲“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而“物之初”也即是“道”，而这种“游”，被庄子称为“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因而，体道、观道、游道，以便使人的现实生命获得安顿，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而道，则不过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最终依据的设定而已。由道家美学思想的影响所及，中国古代美学极为重视、关注人如何于现实人生中使自己得以超拔，使人能突破、超越人的现世有限性、束缚性，将人的精神生命向上推展，提升人的生命存在。因而，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美学探索、追求人生的自由审美极境，向往、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存在，人诗意地栖居，人生如闲云野鹤般闲适。 禅宗美学也因其具有人生美学的内容而成为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禅”体现着禅宗美学的一种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禅门宗师指出：“禅是诸人本来面目，除此外别无禅可参，亦无可见，亦无可闻，即此见闻全体是禅，离禅外亦别无见闻可得。”（《天目明本禅师杂录》）在禅宗看来，禅是众生之本性（本来面目），禅宗大师又把它称之为本地风光、自己本分等等，乃是指人人本来具有的自性，所谓“人人具足，各各圆成”（《圆悟佛果禅师语录》）。禅宗认为，人人在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从来清净不受染污，本自圆成，不劳修证。”（《宏智禅师广录》）正如慧能所指出的：“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敦煌本《坛经》十八节）这里所说的本净的“本性”也即“本心”、“真如”。禅宗中人，一生参禅悟道，就是要摒除妄心，而领悟和把握真心，从而见到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宗白华先生曾指出：“禅是中国人接触到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深处而灿烂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活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4] 禅宗美学是将禅视为人人所具有的本性，是人性的灵光，是生命之美的最集中的体现，是宇宙万物的法性，是万物生机勃勃的根源，是天地万物之美的最高体现。而将这种人之自性与宇宙法性之冥然合一，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的圆融一体的境界——禅境，看作是一种随缘任运，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由境界，它既是禅宗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又是禅宗所讴歌的最高的审美境界。禅宗美学使中国古代美学加深了对于人生、宇宙的诗性领悟，同时也便中国古代美学增添了于现世人生中使人生诗性化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