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在人文学领域，美学无疑已称得上是一家“老字号”：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举凡追溯美学发展历程的文章大都能从“源头”做起，体现出一种历史的丰富多采与苍桑变化。但这也因此而给人一个错觉：仿佛这门学科自古就已自立门户、自成一体。事实并非如此。“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哲学或科学的一个有机分支的‘美学’，在古代东方与西方都是不存在的”。（注：芒罗：《东方美学》第7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美学家托马斯·芒罗的这番话提醒我们，有必要对人类美学思想的历时态发生轨迹进行重审，以便更好地把握其所具有的知识形态。而当我们重返西方美学史，沿着美学的思辨轨迹回顾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便会发现这一滥觞于古希腊爱琴海畔的人文活动，原本只是早期基督教神学的一个组成部份，其自身并不具有一个独立自足的活动空间；在当时的那些思想家的著述中，关于“美”的论述也只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超验现象的上帝的存在。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美学也一直是根植于神学的土壤得以发展。 何谓“神学”（THEOLOGY）？虽然就像通常这样，思想史家们的观点从来都不尽一致。但大致说来，“神学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学问，它通过参与和反思一种宗教信仰，力求用最明晰和最一致的语言来表达这种信仰的内容”。（注：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第36页，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版。）或者说，“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神学是对要求理解宗教本质的好奇心和其它需求的一种理性回应，它是宗教的自我反思并有能力从学说上给关于神的观念以真理的根据”。（注：南乐山：《在上帝面具的背后》第3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总之，“一切的中心，在实证科学中是作为实在的事实，在抽象哲学中是一般观念，在神学中则是绝对存在物”。（注：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第16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从留存下来的文献来看，历史上最早的“思辨神学家”是古希腊的色诺芬尼（公元前570—480年），他在当时盛行的多神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神的统一性和不变性问题，将神确立为万物存在于其中的宇宙的永恒的基质。在他身上，“神学家必须是逻各斯——圣言——的首要仆人”（注：泽斯·昆：《基督教大思想家》第2页，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5年版。）这一特点，开始得以确立。因为只有形成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绝对中心，才能落实作为万物归一之“一”的上帝的位置。所以海德格尔在其《林中路》一书里指出，“基督教神学乃是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便是以承认存在着一个事物终极本原和不变本质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追根究底的哲学活动。 但在对古代希腊各家学说进行融合与变革的基础上产生、并最终作为其“成熟了的果实”的柏拉图的思想，才是这项事业的真正开端。众所周知，柏拉图作为一个“理念论”者，认为只有作为具体事物之模型的“理念”才是永恒不变的真正真实的东西。对于柏拉图，一类事物不仅只有一个自身就具有实体性的理念，而且这些无数理念还彼此井然有序地构成为一个理性的宇宙，位于顶点的是善的理念，它是一切理念的泉源。因而正如美国哲学史家梯利所指出的那样，“柏拉图的体系对基督教哲学与神学有很大影响”，当日后的“基督教力图使它的教义被有教养的罗马人所理解时，柏拉图的体系乃成为它的思想宝库”。因为在柏拉图的学说里人们看到，“善的理念是逻各斯，即宇宙的目的”。“它断言理想的世界超越经验世界，宣扬超验论，承认造物主”，并力图从善这个“终极原因或目的方面对宇宙作最根本的解释”。这使得柏拉图的整个学说“在根本方面有伦理色彩”。（注：梯利：《西方哲学史》第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承认，对于柏拉图而言，他所作出的关于“美”的阐述，只是其理念世界的一种论证。从他一再将美与德行相提并论里可以发现，他所说的美其实也就是善。虽然他没有给出一个最终的美的结论，但他将“美本身”同具体审美现象的分离则清楚地表明，在他看来，“美”虽然呈现于现象，但其“本体”却是一种超感觉的东西。因此他才在《会饮篇》里提出，“一种最值得人过的生活，这就是对绝对美的沉思”。一个东西不是凭借自身才称得上美，而是因为它分享了美本身。真正的美作为对宇宙终极因的善的理念的分有不同于具体事物，所以不能被我们的感官之眼所亲见，而只能由内在的心灵来沉思。因此柏拉图认为，如果有人追求那些具体的美的事物，“这是最荒唐的行为，因为他没有把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美看作是一种并且是同一种美”。这样，通过对美的论述，柏拉图成功地对作为一种终极本源的善的理念的实体性作出了论证。因为“事物可见不可知，理念可知不可见”。但这不影响理念的实体性。因为不同于个体心灵里的思想意识的“理念是原因，它是事物的模型，其构造具有永恒的性质”。（见《巴曼尼得斯篇》） 所以，虽然柏拉图本人并没有直接着手营造基督教神学体系，但他赋予具有鲜明伦理意义的超验的善的理念以最高的实体性，无疑为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神学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更何况根据有关文献来看，柏拉图还是历史上正式使用“神学”（Theologia）的第一人。 （注：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第105页，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所以，梯利认为不是柏拉图本人的意图而是“柏拉图的体系成为宗教世界观或通神学的构架”，这言之有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尔伯特和库恩在他们合著的《美学史》里表示，“柏拉图的著作与其说是美学著作，不如说是反美学的著作”。但“反美学”毕竟也是一种美学思辨。柏拉图的意思并非否认美的存在，而只是认为美不是人们通常所以为的种种具体现象，而是其中的一种抽象的精神。因而，只要我们赞成克罗齐在其《美学的历史》中提出的，“美学问题正是和柏拉图一起产生的”，那么也就不能不承认，“柏拉图是艺术批评和美学思辨的创始者”。（注：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第154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我们所能够予以补充的是，由柏拉图所开创的这种美学，确切地说也就是作为一种神学的美学。柏拉图是在以其理念论替所谓基督教“自然神学”奠定思想基础的同时，顺带着打开了作为其一个有机组成部份的神学美学之门。而它的首席掌门人，是被思想史家们看作“新柏拉图学派创始者”的普罗提诺；它的两位主要的思想家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