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与阐释形成了三种基本形态：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 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称之为本质主义的反映论、认识论美学。它认为艺术是对社会生活本质的反映，但不是通过抽象概念的方式来反映，而是通过对社会现象具体生动的描绘来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基本原则下，文艺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揭示还必须同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结合起来。 这种美学的正确在于：一，它肯定了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二，它肯定了这种反映能够而且必须揭示隐藏在社会生活现象之后的本质的东西；三，它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下的艺术需要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 这种美学存在着下述缺陷：第一，它不能从根本上把艺术对现实的反映和哲学认识论所讲的反映区分开来，认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对社会生活本质的反映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第二，它把社会生活的本质看作是凌驾于感性个体之上，并预先决定着所有个体生存和命运的东西，看不到社会生活的本质其实不过是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客观必然过程的理论抽象，不能脱离构成人类总体的无数个体自身生活的创造；第三，它看不到艺术对社会生活本质的反映，是把人不同于动物的自由本质的感性的实现和确证，作为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体的人在实践中创造自身生活的过程和结果来反映，因此是一种审美的反映，不是对社会本质的概念认识的形象图解。 上述本质主义反映论、认识论美学在哲学上的真正系统的阐明者和论证者不是前苏联的美学家，而是1933—1945年侨居苏联的匈牙利美学家卢卡奇。卢卡奇虽然在1923年出版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被认为是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但他多次公开作了检讨，指出此书的观点是错误的，声明已抛弃这些观点。因此，卢卡奇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他倒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直至晚年写作《审美特性》一书时，卢卡奇仍然坚持本质主义的反映论、认识论美学。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大战后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遭到普遍失败，并无法再次崛起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实的巨大变化使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不知该如何来对待他们过去所信仰和认同的马克思主义。这时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出现了，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只在方法上，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个观点，即使历史证明了它全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毫不迟疑地放弃它，而仍然无碍于做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此说一出，西方一些原来认同马克思主义，但在新的形势下又不知如何是好的知识分子就觉得可以放开手脚来“重建”马克思主义了。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的质疑、批评、修正、反对和否定。这种马克思主义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唯心主义的混合物。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马克思早就说过的“武器的批判”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能做的就只有理论的批判了。但这种批判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物质生产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观点遭到质疑和否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批判了就成了一种以文化、意识形态、政治为中心的批判。至于资本主义下物质生产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只能造成对人的奴役和统治。他们不理解或放弃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下物质生产发展具有历史二重性的深刻论述，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实现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动力不再是物质生产的发展，而是意识、思想、理论的批判。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以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批判为中心的，因此美学与艺术问题就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和苏联的本质主义的反映论、认识论美学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和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批判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美学，可以称之为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批判美学。 这种美学的中心是强调艺术（含审美）对资本主义现实具有巨大的“否定”、“颠覆”、“超越”的功能。它认为这种功能的实现的关键就是艺术使自身与现实相“疏离”，成为与现实不同的“异在”，通过审美与艺术的“幻象”来彻底地“超越”和“否定”现实。因此，它认为主张艺术是现实的反映，那就是使艺术与现实相调和，成为对现实的粉饰和肯定。但使人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对现实的“否定”注定是和艺术对现实的“反映”绝对不能相容的？难道艺术家就不能在一种“否定”的形式下去“反映”现实吗？然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是全无意义的。因为它所说的“否定”、“超越”就是要用审美与艺术的“幻象”宣告现实是虚假的，应该被“否定”和“颠覆”的。它不是站在现实的基础上来否定现实，而是在主观的“幻象”中否定现实，所以它就必定要排除一切对现实的反映。此外，由于它不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二重性，因此就停留在“否定”、“颠覆”、“大拒绝”上，不承认在资本主义现实中也有应当予以历史的肯定的方面。这种“否定的美学”还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认为人类永远是不自由的，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所说人类能从“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所以艺术就永远只能是人类对自身苦难的回忆，是不可能具有任何肯定性的苦难的语言。 这种美学还深受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把艺术看作消除一切被压抑的“爱欲”的解放，同时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原则”的真正实现。它把这种思想和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的本质和“劳动”的异化的消除联系起来，称之为建立“新感性”，而这种建立最后又取决于所谓深层次的“本能革命”（这和中国“文革”时期所说的“灵魂深处闹革命”有某种类似之处）。这是对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本质的一种误读、曲解，但很能迎合西方1968年“五月风暴”中不少青年学生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