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和德国美学有密切的联系，从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王国维直至近日，德国美学的范畴、题域以及演变，都可在中国现代美学内部找到或脉络清晰或移花接木的形态。作为致力于西方美学的介绍、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而筚路蓝缕的朱光潜先生，他的美学思想对于重新审视我们的美学理论资源，在全球化／本土性的矛盾更趋激烈的今天，如何确立中国美学的当代形态，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像中国现代以来的许多思潮一样，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循环：20世纪20年代—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步步融入现代性的变革之中。作为现代知识人，朱光潜是如何接受西方的美学观点，这中间传统思想又是如何作为潜在的框架制约他的呢？“尼采的出现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断裂。哲学话语的方式因他而发生了改变”（注：《尼采的真面目》，《福柯集》，8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83。）。由于其思想的混杂多变以及和意识形态的牵连，使得尼采的哲学在中国与在西方一样命途多舛。朱光潜的尼采观和他的人生态度、和现代中国不同时代的主流话语有很深的关系。因此，重新审视朱光潜美学思想中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复杂纠葛，当属必要。 如果试图对朱光潜的前期美学作一概括的话，那么对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美学的共同关注无疑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而在这二者之间孰轻孰重，则是理解他美学思想的关键。他是从学克罗齐美学入手的，（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从回国后到解放前，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就是《克罗齐哲学述评》”（注：《作者说明》，《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而且，国内美学界也大都持此看法。（注：外国美学编委会《哲人虽逝风范长存——悼念朱光潜先生》，《外国美学》第三辑，413页，商务印书馆，1986。）从西方美学史上看，克罗齐美学在思想渊源和德国思辨美学、意大利的维柯关系密切，其核心理论是认为美是情感或直觉的表现，强调情感的纯粹精神性和主观性特征，把情感视为艺术的本体和表现对象。克罗齐的思想对朱光潜的《诗论》和《文艺心理学》影响甚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克罗齐和维柯的哲学美学的基础上，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的唯心论用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距离说、弗洛伊德的压抑说从心理学的一面进行改造。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朱光潜和尼采美学的关系，较之克罗齐更具有原本性，他说：“不仅在美学方面，尤其在整个人生观方面。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的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的信徒。在我心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注：《悲剧心理学》中译本自序，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尼采美学对朱光潜的“美学”和“人生观”的影响呢？在“美学”和“人生观”之间又有一种什么样的矛盾关系呢？由于对尼采哲学的不同解释面向和不同意图的援引，尼采美学在中国的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那么，朱光潜和尼采美学之间的关系应在一种什么样的坐标上来定位呢？ 二 朱光潜是一个有着浓郁的古典士大夫情结的知识人，他虽然青年时期留学英国，但他早年所受的传统经典教育对他以后的学术理路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他“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和《通鉴辑览》，偷看过《西厢记》和《水浒》之类旧小说，学过写科举时代的策论时文”，入桐城中学，并“对中国旧诗养成了浓厚的兴趣”（注：《作者说明》，《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传统知识人的士大夫式的由儒、道、禅共同营造的一种诗意生存方式，对宇宙人生的共在的、人本的世界观，对个人生活趣味的精雕细凿，对人生和社会采取的是一种于缺陷中通过自我心境的转化和虚化来求得心灵的满足，于残缺中求完美，于有限中见无限，不是通过对外在现实的改造安放自我，而是通过艺术和审美来贬低外在现实，“惟求其放心而已”。根据这种人生理想，“一个人应该是‘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虚无为’、独观静想与玄想乐趣的”。而且，“在艺术中和在生活中一样，‘中庸’是一个理想。艺术也总有一个限度，超出这个限度时，这些因素的有无都不利于达到艺术的效果”（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4～5页，张辉的《酒神精神的东方视域—现代中国／语境中尼采审美主义思想的内涵与意义》也认为朱光潜“在静观中获得审美的或艺术的忘我之境，而不是在外在生命表现的躁动中进入超越境界，可以说是更具有中国色彩的审美理想”。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1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朱先潜这种有着浓郁的东方古典审美情怀的人生和艺术理想对其尼采观的形成关系很大。 在凝聚了他七八年的心血的、试图用西方的逻辑和分析对中国诗学进行研究的《诗论》(1942)中，朱光潜以《诗的主观和客观》为题，用酒神和日神来解释诗是情趣和意向的融合，可以说是他对酒神和日神的代表性看法，“意志为酒神达奥尼索斯(Dionysus)，赋有时时刻刻都在蠢蠢欲动的活力与狂热，同时又感到变化(becoming)痛苦，于是沉一切痛苦于酣醉，酣醉于醇酒妇人，酣醉于曼歌狂舞。苦痛是达奥尼索斯的基本精神，歌舞是达奥尼索斯精神所表现的艺术。意向如日神阿波罗(Apollo)，凭高普照，世界一切事物借他的光辉而显现形象，他怡然自得得像做甜蜜梦似的在那里静观自得，一切‘变化’在取得形象之中就注定成了‘真如’(being)。静穆是阿波罗的基本精神，造型的图画语调可是阿波罗精神所表现的艺术”（注：《诗论》，《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62～63页。）。他用变化和真如（今译存在）来规定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可以为我们理解他和尼采赋予两者不同的重要性的一个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