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活的美学

——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体走向

作 者:
张午 

作者简介:
张午,1966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国内关于20世纪西方美学主体走向的几种看法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尽人意之处,而“走向生活的美学”却是20世纪西方美学的突出标记,本文从“美与生活本体论上的统一”的逻辑角度、从“美在生活中呈现”的历史角度对此作出了认定。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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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种看法

      在国内,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体走向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是李泽厚先生的看法。在《美学论集》中他讲到:“如果说,上世纪的快乐说是美英资产阶级美学的新阶段的开始,那么今天的种种理论则是它的发展或完成。其中也可以说两派,一派着重经验内容,一派着重表现形式……在英美,前一派如贝尔一佛莱较重形式,在当代则有朗格等人予以继续发展;后一派如瑞恰兹、社威等人,着重所谓经验本身的内容关系,门罗等人可说循此方向……”(注: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71页。)对此,朱立元先生曾指出:“这是按重内容与重形式作为划分现代美学思潮的主要尺度。这种分法未能揭示出现代美学与传统美学的根本差异,因为传统美学亦可作如是划分;同时未顾及现代美学的复杂基础。”(注: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朱先生的批评是十分精当的。而除此之外,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本身也是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仅此一点,就可使我们感到这种看法的不妥。

      第二种是朱狄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整个20世纪,西方对美学的思考就是以加深经验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这两种类型的区别来进行的。这样,这两种最基本的类型就被划分为‘科学美学’和‘分析美学’。”(注: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对这种看法朱立元先生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我们以为这样概括,恐更失之偏颇。因为就基本倾向而言,科学美学与分析美学都可归入科学主义美学思潮的范畴,这样,人本主义美学这另一大潮流就整个儿地被忽略了。”(注: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朱立元先生根据现代西方美学的基本倾向做出的判断,的确切中了这种看法的要害,那么他自己的看法如何呢?这便是第三种意见了。

      朱立元先生认为,“本世纪欧美美学的全部发展同哲学相似,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美学与科学主义美学两大思潮的流变更迭。”(注: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这种看法在目前是最具说服力的一种,它不但高度概括出了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两种基本特征,即反理性主义和基于“从下而上”的科学主义,并且由此厘清了它们与古典美学的基本差异。不过这种说法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就拿杜威的美学来说,它是被划入到“科学主义”范围之内的,这主要是因为杜威很重视审美经验与科学方法的作用。但从基本倾向来看,审美经验与科学方法的应用却都是以人的现实生存为轴心的,这样一来我们又有足够的理由把杜威美学划到“人本主义”范围之内。由此观之,这种说法在实际操作中同样存在着困难,“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很难用来概括像杜威、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这些在美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是因为里面仍有二元论因素在作祟,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把20世纪西方美学主体走向的两个基本特征当作了走向本身,并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对立起来。

      在我们看来,前两种说法的不妥之处是明显的,而第三种看法尽管不尽如人意,然而循着它准确概括出的两个基本特征,却能事半功倍地把握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体走向脉络,我们把它概括为走向生活的美学。

      走向生活的美学意味着:1.美与生活在本体论上的统一;2.美在生活中呈现。下面我们就结合西方古典美学谈一谈这个命题的依据。

      美与生活在本体论上的统一

      西方古典美学也讲美与生活的统一,但那种统一却是“外在的”统一,在根本上,二者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黑格尔是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哲学的基本范畴是“绝对精神”,即世界的最高实在,现实生活是它派生出来的对立面,是它最终要克服、抛弃的东西,因为生活是现象的、感性的、个别的。而美尽管“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比普通生活更多地体现出了绝对精神的特点,但由于它毕竟没有脱离开感性、个别的特征,所以仍和最高的实在有段距离。这样我们就看到,在黑格尔那里,美和生活都没有本体(实在)的地位,绝对精神高悬于它们之上。同时,二者的统一也是由外在于它们的绝对精神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只有感性生活体现出理念(绝对精神)的特征,才会成为美。言外之意也就等于告诉我们,二者尽管借助绝对精神可以达成特定的统一,但在实质上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所以它们的统一只能是一种外在的统一。

      把美和生活对立起来,然后再试图寻求一种外在统一的做法其实决不限于黑格尔一个人,而是整个西方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导致这种做法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古典哲学普遍表现出一种愿望,想在偶然、个别、感性、动荡的生活之中或之外找出某种稳定、一般、恒常的本质来,以达到解释、控制世界的目的。这样,泰勒斯就在生活世界中发现了水,奥古斯丁在生活之外发现了上帝,黑格尔则发现了绝对精神。本来,这些都是人们对世界特定规律的认识,是人们认识世界能力增强的表现,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认识对象(比如“水”)当成了最高的实在,把它们说成是决定因,结果就把它们与普通生活对立起来。这也就是各种二元论的由来,而美与生活的隔离与对立也就随之产生了。

      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的主体走向就是反拨古典的实在论,其出发点基本是从对认识的反省开始的,最终都从不同途径戳穿了古典哲学认识对象虚幻的实在性,并程度不同地把对实在性的偏好系在了现实生活身上。随着传统固定、永恒的实在向生活的转移,二元论开始销声匿迹,美与生活也就趋向了本体论的统一,那就等于说,美即是生活,而生活也即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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