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一种话语已变得越来越普遍，从经济全球化、全球贸易、全球金融，到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全球化在当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将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的现实与未来。伴随民族主义、本土主义而日渐生成的带有强烈而浓厚的东方地域性话语的东方美学，如何审视自身，在扬弃地域性为其基本特征的外在全球化的基础上，着眼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凸出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建构一个用于解决21世纪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问题的内在本质特征的全球化话语的东方美学，是我们美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东方美学，从共时性来看，它是东方各国家、各民族和地区在独立自存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美学思想。从历时性来讲，它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经历过了“轴心时代”的“历时性创化”、“中心时代”的“共时性吸收”和正在经历着“全球化时代”的“现在—未来性重建”。这里既有延续和断裂，又有继承、互渗、融合和重建。东方美学话语也有一个由本土化到被殖民化—西化，再到全球化的转化过程。 一、“轴心时代”的东方美学 “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个概念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他的《人的历史》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在印度，这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如在中国一样，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袄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希腊产生了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注：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在轴心时代的东方，诞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这些相互隔绝的地区和国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大文化模式。这四大文化模式直接指示东方各地区、民族、国家后来的文化走向，而东方美学作为东方文化范畴直接凝结于上述各文化系统之中。 轴心时代是东方美学的创化期。在这一时期，东方各国、各民族都涌现出丰富的美学思想。这些美学思想与政治、哲学、伦理、文学一直融入东方各文明民族的文化元典之中，从而提供确定东方美学特质的范型，指示着东方美学发展的路向。印度元典《奥义书》确定了印度美学思想发展的走向，婆罗多牟尼的《舞论》、檀丁的《诗镜》、阿难陀伐弹那的《韵光》以及新护的《韵光注》和《舞论注》这些美学理论著作都是在其根基上生发的。中国美学思想及其固有的美学范畴，都源于周秦的《诗》、《书》、《礼》、《易》、《论语》、《老子》、《庄子》、《墨子》、《孟子》等这些中华元典；阿拉伯伊斯兰美学思想始于伊斯兰教的元典《古兰经》。《古兰经》虽然产生于公元7世纪左右，但它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伦理、美学、文学、艺术思想，是产生阿拉伯伊斯兰本土文化的根基。 由于轴心时代的东方美学思想都是在东方各民族独立自存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是古老的、纯种的、发育完善的、自生根的东方美学。这种东方美学充分体现了东方文化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和谐的“和合”精神，以及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宗教性格和伦理性格。 和合是东方各国、各民族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和东方各地区、各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文化精神。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古代印度的“梵我一如”（即作为外在的、宇宙终极原因的梵和作为内在的、人的本质的我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以及古代近东、中东地区素朴的“生命宇宙观”（即人和自然万物都是生命体，人与自然统一于生命）等，都是这一精神的突出表现。而在这一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东方艺术和美学，自然是表现了人与自然亲和关系和和合美学精神。东方美学的和合精神还根植于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相统一的古代东方文化观念上。在东方，由于个人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群体的个体，个人只有作为群体的一员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这样，古代东方的艺术和美学精神有着中庸和谐的终极指向，并以“情”为东方艺术与东方美学的本体结构，以“和解”为东方艺术与东方美学的功能结构，亦即追求人的自由、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与价值的实现。 但古代东方这种追求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亦即追求着自由、无限，又以东方的宗教伦理的实现为根本保证，只有通过宗教伦理的修养才能达到。宗教伦理在东方绝大多数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方审美意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东方的伦理宗教文化反映和表现出来，印度、中国、日本、朝鲜、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佛教艺术、佛教文学都反映了东方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识。《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即包含了丰富的文学艺术思想，是伦理宗教和文学艺术的完美结合。由于东方美学思想与伦理思想、宗教思想往往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所以在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中表现出一种审美伦理化倾向。因此，东方美学具有宗教性格和伦理性格这一显著特征。正如刘纲纪先生所说的，“通过对某种宗教的、伦理的情感的体验、领悟和表现，展示一种既不脱离现实，但又超越有限现实的永恒、无限、自由的境界，是东方美学的核心。”（注：刘纲纪：《东方美学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根基》，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