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27-0289(2000)06-0124-009 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进程中，第一个值得记载的人物是王国维。“他是中国近代美学的最早启蒙者。他的美学思想是中国近代美学的第一块理论基石”。[1]作为一个国学大师，他在历史学、考古学、敦煌学、文字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也都作出了创造性的建树。王国维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真正继承者，而且是现代美学理论和现代学术意识的开拓者和创建者。他的出现对于中国美学，乃至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 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日益濒临于危殆的生死存亡的时刻。在这一时期，王国维由哲学进而研究美学、文学，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收获。（注：他先后发表了《哲学辨惑》(1903)、《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释理》、《叔本华与尼采》(1904)、《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1905)、《原命》、《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十七则、《去毒篇》(1906)等等带有开创性的关于哲学、美学、文学的著名论文，为世人所瞩目，也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纵观王国维一生的学术道路，虽曲折多变，却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人文关怀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其美学研究中就具体化为对于人生永恒意义和心灵慰藉之所的探问、对于提高国民精神和人自身发展的关注，并集中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评论》和对美育的倡导之上。 （一）《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早期的一篇重要美学论文。王国维借对《红楼梦》的评论，表达了他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苦苦思索。他以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为基础，融含中国的道家思想，对人生作出的分析是：人既有身，就必有欲望，有欲望就不可能没有追求。然而在生活中，并不是人的所有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一个欲望被满足了，就会有其他的欲望随之而产生，如此生生不已、循环往复，人就永远处于欲望不能被满足的苦痛之中。但是，即使人的所有欲望都获得了满足，人不再有新的欲求对象了，人也不会感到幸福。因为当人无所事事的时候，空虚、无聊、厌倦之情就会立刻同人袭来，这时生活本身就将变成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这同样是一种痛苦。由此，王国维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即欲望，人生即痛苦。 王国维将入生的本质归于欲望与痛苦当然片面，但这种敢于直面人生、不粉饰和掩盖人生患难的生存态度是比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要深刻的。王国维还把对《红楼梦》美学价值的体认与对国民性的剖析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华国民的精神是世间的、乐天的，表现在艺术趣味上，则是喜欢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结局。《红楼梦》却一反这种传统的乐天文化，以悲剧告终，从而使人透彻地看待人生与痛苦的关系，虽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正是其深刻美学价值之所在。 面对人生的痛苦，王国维把艺术作为解脱的途径。在他看来，艺术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关系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这里面似乎隐藏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只要不是借艺术的象牙之塔来完全逃避现实的责任，我们就不能否认艺术给那些终日作稻梁谋的人们所带来的心灵的慰藉，而且当人摆脱了现实世界中各种功利关系的桎梏和枷锁而进入一个完全自由的艺术世界时，审美的关照方式就可能使人走上接近真理的超越之路。 （二）提倡美育是王国维在美学上作出的一个很大贡献，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能着眼于发展国民的新精神，为使国民感情健康、趣味高尚而谈实施美育，这就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王国维倡导美育，与当时“教育兴国”的时代风气和他所接触的西方美学思想本身就包含美育的内容是分不开的，那时不少国人吸食鸦片、政府又屡禁不止的现实则给了他直接的触动。他分析中国人之所以笃嗜鸦片，是因为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无所寄托，而更为深刻的原因除了政治腐败、教育落后，造成国家贫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希望、无慰藉之外，还在于我国文学艺术极不发达，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他曾以饱含感情的口气说道： 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即荷马——引者按）、英之狭斯丕尔（即莎士比亚——引者按）、德之格代（即歌德——引者按）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违也。我国人对文学之兴趣如此，则於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乏，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则夫蛮蛮之氓，除饮食男女外，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故我国人之嗜鸦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与西人之细腰、中人之缠足，有美学的必然性无以异。不改服制而禁缠足，与不培养国民之趣味而禁鸦片，必不可得之数也。夫吾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滔滔而入中国，则其压倒文学，亦自然之势也。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2] 这里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九十多年前，一些有志之士就因痛感我国由于贫穷落后而处处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和压迫，所以不断发出要求社会变革的强烈呼声，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一系列具体主张，从而不仅促使我国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器物、技术和社会制度等物质文化的因素，而且这种趋势又大大强化了我国固有的功利主义文化价值观。出国留学、开办工厂、创建新式学校一时间蔚然成风，成为颇具规模的时代新潮，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但是，在这种形势下，王国维却能独具慧眼地把人自身的发展和提高放在突出和显著的位置，冷静地提出，与物质文明相比，对国民精神趣味和独立人格的培养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主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富远见的卓识和睿智，充分显示出王国维思想的深刻和过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