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于2000年7月15日至20 日在呼和浩特市隆重召开。30多位中国美学家与来自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近40位学者，共同参加了这次迄今为止在中国国内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国际美学会议。 与会的中外学者围绕“东方美学及其艺术表现”这个主题，从当代世界的全球化文化语境及东方文化面临的问题出发，在历史地探讨东方美学的发展及其理论命运的基础上，一致强调，在全球文化不断趋向交流、融合的今天，东方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可以为东西方文明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力量。同样，东方美学和艺术以它深刻的思想智慧、特殊的理论和广泛的实践，不仅在世界美学、艺术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与西方的对话过程中也将产生积极的意义。在20世纪末的今天，认真探讨东方美学理论精华，从各个方面深入认识东方美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学术价值，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指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怎样在继续保持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实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是摆在东方民族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在历史上，美学作为与人生紧密相关的思想，不仅影响着东方艺术的发展，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东方民族的生活态度和文化观念，而艺术的生活尤其成为东方民族、东方文化的基本憧憬。由于这种影响在东方各国间并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今天就必须通过对于其一致性和差异性的比较与确定，充分揭示东方美学和艺术实践的现代意义，以此引导我们现在的生活，增进我们生活中共同的价值理想。南开大学彭修银认为，东方美学在共时性上是东方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在独立自存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美学思想，在历时性上则是一个开放、动态的概念，经历了“轴心时代”的“历时性创化”、“中心时代”的“共时性吸收”和正在经历的“全球化时代”的“现在——未来性重建”；东方美学话语经历着由本土化到被殖民化（西化），再到全球化的转化过程，而如何审视自身，着眼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凸现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利益，建构一个用于解决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问题的全球化话语的东方美学，正是东方美学家的责任。云南大学薛富兴则强调，东方美学在当代社会的作为，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价20世纪的东方美学以及当代社会的东西方文化关系；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东方美学的近现代化转型已基本完成，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东西方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上的差异将越来越小，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将主要是国际性的，而不是民族、地域性的，走向未来的当代东方美学将因此面临类似性大于差异性的新文化格局，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将是当代东方美学新的立足点，这种新的历史条件对调整东方学者的心态与胸襟有极大益处。广岛大学青木孝夫具体分析了日本的近代化历程与艺术变迁的关系，指出，在近代化进程中，日本的固有文化被纳入由西方传来的文化结构，即从传统艺术中抽出与西方艺术相符合的成分以编入其中，其他成分则作为与西方艺术不同的艺术技能被排除在外；崇拜西方文明的结果是西方传来的艺术逐渐成为正式的文化，而日本固有的传统艺术技能却变为非正式的文化。由此，在日本，近代东西方文化的相遇，形成了以西方艺术观为基础的文化领域的制度，也产生了日本固有文化范畴的变更，而“艺道”学说的提出则是二战后日本尝试探索西方美学与传统美学相磨合的第三条道路的成果，它在用近代化观念重新解释日本传统美学的同时，又作为广泛而古老的东亚美学经历了自身的历史变迁。美国学者马克·梅利从比较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用英文介绍日本美学的学术著作进行探讨，认为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在介绍日本美学的时候大多采取了神秘的或基于佛教禅宗的说明方式，其中存在着非历史性和意识形态的因素，理论上潜在有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和属性差别等，而我们现在则要在质疑异文化的审美意识的同时，重新探讨找回已经失去的美的价值的可能。 结合对东方艺术及其美学观念的具体分析，与会的中外学者充分探讨了审美和艺术活动在东方文化中的地位与功能，以及东方各国之间艺术与生活趣味的关系及异同，而关注东方美学和艺术精神的当代意义，则成为中外学者们共同的立足点。韩国岭南大学闵周植通过对韩国大思想家李退溪美学及其与中国古代思想关系的研究，强调西方美学凸现了认识论品格，中心内容是对象与认识问题，而东方美学则高度强调美的实践，即创造人生的价值，将人格与实践问题视为理论的中心内容。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认为，“兴”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最能反映中国文化特征的范畴，将中国文化中天人感应、观物取象的原始思维方式融化到艺术实践中，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精神的结晶；在人类越来越受制于理性、审美生命日趋畏缩的今天，这种“兴”的生命力可以成为激活平庸人生的动力。浙江大学潘立勇指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基石，艺术与道德的有机融合既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深层的美育品格，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人文旨趣，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命题，则奠定了蕴涵有深刻人文精神和美育精神的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基础；这种重感受与体验、重和合与融通、重内在超越、重“人心化育”的中华“人文化成”精神，在协调当代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保持当代人类合理和谐生存状态方面，可以给我们积极启示。浙江大学张节末提出，中国古代美学是审美而非艺术优先的；中国古人所沉思的美学问题，首先针对了人的一般感性经验，这种感性经验趋于纯粹而进为审美经验，后者在人对自然的直观中展开并获得审美自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中国古代审美经验中最基本的关系，在人对自然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延伸出人对艺术的审美经验，艺术经验往往在审美经验成熟或审美突破完成以后才迅速成熟，因此，将中国古人的感性经验予以现象还原性的描述，应该成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重要方法。陕西师范大学李西建认为，诗的情结作为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为中国美学诗性气质的形成打下了深刻印记；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存智慧或生命智慧，“诗性智慧”是中国美学的重要根基，铸造了中国美学的感性超越精神，形成中国美学特殊的价值内涵和人文智慧，而艺术生命化正是这种诗性智慧的核心所在，从生命本体层面上深入揭示了美的内在本性；当代西方美学的“诗化”倾向与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内在契合，将对当代美学本体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产生重要的启示。山东大学陈炎则将中国“诗性文化”的特征具体概括为：诗的精神主宰着中国艺术的整体精神，以诗为灵魂的艺术精神影响和左右着艺术之外的文化产品，中国古人的行为方式具有审美的品格，艺术在功能上有着弥补宗教信仰的特殊意义，汉语的特点有利于形象性表述和艺术性的思维。他认为，近代以来，由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原因，这种更符合美学规律的“诗性文化”被中断或扭曲了，现在，我们应该思考在世界一体化格局下中国文艺究竟如何保持自己民族个性并为人类做出独特贡献的问题，而没有必要舍本逐末地效法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