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0）04—0027—09 一、问题的缘起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任何事物一样，都有一个萌始、发展的演化历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P1471）若以1917年为始点，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研究、宣传，及其理论著作的翻译，其美学的一些基本要点，如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唯物史观考察、论析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作等，也开始为中国的文学界所重视及实践。至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等，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高潮。但中国现代文学界在论述这一高潮形成时，似乎缺少一个自身演进的“量变”过程，而是多以“外部规律”，如1925年“五卅”运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这些外在的政治事件作为动因，作为突如其来的“质变”的起点。 因此，如何描述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文学界传播的有序的渐进过程，也是我们对五四文学思潮的研究任务之一。如果我们不带偏见，而从史实出发，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一时期的国内的各文学社团中，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美学，时间最久、着力最甚的是创造社。鲁迅曾经回忆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文艺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2 ]（P3）论辩的一方被对方“挤”着去看一些书，至少说明对方在某种理论的掌握与运用上超前了一步。 但学界在论述创造社的文艺思想时有这样一个现象，即往往以1926年为界限，或以“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折为界点，在此之前的创造社耽于浪漫主义思潮，追求“为艺术而艺术”，有唯美主义倾向；在此之后，突然政治左倾，投向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这样客观上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浪漫派”就是如此“浪漫”，他们的选择没什么定性，一夜之间便可从反文学功利性的唯美追求中，投身于提倡“革命文学”的政治热潮。这种错觉的形成，客观上在于学界没有把创造社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追求，当成一个渐进的整体性的动态进程，从而对他们的“突变”也多持不信任的态度，故往往评断为“‘左’倾幼稚病”、“偏激”、“教条式”等。国内近期出版的一本《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专著，论及太平天国美学、论及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的美学，却对正宗的创造社接纳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情况略而不谈，强调的反而是他们在1928年对鲁迅批判的错误的历史教训。[3]一些研究者在主观上， 是否还囿于这样的困境：既然已把创造社定性为浪漫主义的文学流派，既然断定他们前期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若再论析他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追求，肯定他们这一趋势，岂不自相矛盾？为着自圆其说，就不能不割舍一些史实了。 一个社团思想观念的形成，价值取向的择取，有着多种动因，特别是处在“五四”这一思潮迭起、观念杂陈的特殊历史时期，更是如此。不可否认，1928年后，创造社一些成员，如冯乃超、李初梨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时，特别是对鲁迅、茅盾，以及对本社创始人郁达夫等的批评，是存在着“左”的倾向，但这并不仅是个人的行为，因为他们必须服从于当时的党中央、甚至于共产国际的总的路线、方针。因而，我们对作家、批评家个体不必给予过多的苛求与指责。任何一种理论的引进、接受和实践，都有一个从朦胧、幼稚，到圆融、成熟的过程。郭沫若在1958年为《文艺论集》撰写的“前言”中回忆道：“三十多、四十年前的我，是在半觉醒状态。马克思、列宁的存在是知道了，对于共产主义是有憧憬的，但只感觉着一些气息。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因而，有些话说得好像还不错，而有些话却又十分糊涂。”[4]（P144）从史实上看，郭沫若这一回忆是比较客观的。郭沫若在1926年还谈及：“只要真正是和我的作品的内容接触过，我想总不会发见我从前的思想和现在的思想有甚么绝对的矛盾的。我素来是站在民众方面说话的人，不过我从前的思想不大鲜明，现在更鲜明了些，从前的思想不大统一，现在更统一了些罢了。”[5]（P23）强调了自身思想发展的延续性，思想倾向的一致性。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渐进的、整体性的动态进程，来描述、考察创造社当年接纳、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情况。这样，也可使我们进一步地理解，为何创造社的“自我表现”的概念中包含着强烈的社会性内涵，为何郭沫若会以艺术是“貌似无用，然而有大用存焉”的统一命题，来调整、综合文学的社会功用与审美特性的矛盾。也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甚至可以超出美学、文学的范围，去理解郭沫若何以能早在1929年就写出令中国史学界震惊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界对1928年左右从日本归来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上，已有较多的评述，所以本文主要侧重于学界有所忽略的创造社三元老——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以及郑伯奇等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系，展开论述。 二、历史的语境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要点之一，是强调历史的过程、社会的环境对个体思想意识形成的构建与制约的作用。郭沫若、郁达夫等早在1913年就到了日本，受到了日本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较大影响。郭沫若曾经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就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5]（P53）当时的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相对开放的，西方的各种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等也都涌入日本的思想界，那时中国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论著是假道日文转译过来的。因而，创造社的成员们或隐或显地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