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 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1)02-0001-05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形成和发展与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历史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由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文化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以及与中国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都紧密相关。本文试图把上述的三个主要背景设定为毛泽东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把毛泽东思想视为产物与结果，并演绎毛泽东思想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以便于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而揭示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合理性。 一、文化背景 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思想渊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的指导思想是19世纪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成长与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相互交融的中西两种文化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两个直接渊源，两种文化之间互相对立与彼此消长也是促使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应该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们的启蒙教育大多是在“私塾”这种传统教育的模式中完成的。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的青年时代还深受王阳明、颜元、及谭嗣同等人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又是中国发生思想大转型的时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由表及里，中国为西方文化的迅速传播与急剧变幻提供了活跃的舞台：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武昌起义、清王朝覆灭、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种种来自于西方的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逐步深入、层层推进。从而使得那一段历史成为中西文化从互相对抗、交流融合到彼此结合的历史。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1920年4月，俄共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开始对中国输出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自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特殊之处：共产主义理论首先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从事理论宣传及实际工作的主要是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产业工人；且中国人民追求理想化的社会形态与以民族自强和救亡为目的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之所以能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并产生影响，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奇妙的结合，既有文化与思想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文化与思想上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前，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有相应的基础，尤其是在表达人类对“各尽所能”、“人皆有分”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方面，这种理想在中国已有两千年的传统，那就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注：由于《礼运》一文把儒家的礼乐理想视为“大道”之失，渗透有道家的思想，所以其中的一些说法并不为正统儒家所认可。在康有为之前，它并未对中国社会产生多少实质影响。）。尤其是，清末康有为著《大同书》，更是把“天下为公”的社会加以形态化、具体化了，描绘了一幅在具体情节上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更为详细的太平世界的蓝图（注：康有为运用西方进化论的观点把“大同”思想与公羊学说中的“三世说”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种体制相对应的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大同书》成书于1902年，1913年该书的甲、乙两部曾在《不忍》杂志上发表，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出版其甲、乙两部的单行本，1935年由中华书局全文出版。）。从《大同书》成书，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中间相距18年的时间，为中国知识分子从心理上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实践与社会革命的学说也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其相应的思想根基，虽然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实践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践行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方式的社会革命与中国旧时代的“替天行道”式的农民造反运动之间也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但二者在思想倾向上毕竟有着共同的基础，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更适应了在困境中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思想观念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心理基础，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 值得研究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对马克思主义尚未进行全面深入了解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呢？对此，孙中山先生也非常不理解，他曾对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智慧，从中国的经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 原因在于五四运动前后那段时间，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互相对立与彼此消长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打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创造了契机。一方面是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全面否定的态度，由《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提出了“文化觉悟”的问题，他们从进化论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先进的文化，全面西化派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百事不如人”，全面学习西方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在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中，倡导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西化派学者也占上风，虽仍有少数学者坚持文化本位主义思想，但若论及他们在青年中的影响则远不及西化派，在这种社会思潮的推动下，中国青年纷纷把眼光投向西方世界，指望着西方文化能够挽救中国的命运。 然而，另一方面，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制度并没有给寻找希望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满意的答复，相反，就在这个时候，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潮，空前的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恐怖使得西方人自己率先对资本主义文化感到失望。在这种大背景下，从欧洲游历归来的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令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破产之说将信将疑，随着美国哲学家杜威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访华，上述说法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已是自救无暇。对于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在他们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感到同样失望，在双重失望中，他们开始把眼光转向已经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套理论体系为人类社会基本形态的递进划出了轨迹，且早在19世纪就已经预见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内部危机，还为之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对于处于迷茫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会产生令人振奋的力量，使他们看到光明和希望。 这是困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背景及动因。 二、历史背景 从马克思主义逐步中国化的思想进程上看，在中国，它大致经历了理论传播、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磨合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几个阶段。在理论传播阶段以及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中国革命乃至于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客观上都受到了来自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中苏交往过程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与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成败得失有关。在历史层面上，发生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中苏（含共产国际）关系，是导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生根结果的重要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