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它标志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则终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两位巨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标志了中国现代化历程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即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进入到自觉、主动、创造性“回应”的时空境界。 一、走出历史的沼泽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寻觅 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范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思想和活动各个领域变革的多方面进程。从时间上看，现代化始于17世纪西欧的工业革命，然后逐渐扩及全世界，形成一条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卷入其中的世界历史变革之链。 从发展类型看，现代化可分为“内发”和“外发”两种类型。所谓内发型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外发型现代化则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或者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西欧、北美的现代化属于内发型。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属于外发型。19世纪后半期，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同时又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资本投资于新式工业”[1]。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起于对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和挑战的回应，而且是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起步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 外发型现代化包括中国的现代化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外国现代技术与本国传统制度的关系。“洋务运动”的破产，使康有为意识到必须“改制”，戊戌变法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从技术层面向制度层面推进；戊戌变法的夭折，使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辛亥革命就是制度层面现代化的一次尝试；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孙中山再次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意识到应“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寻找一条“驾欧美之上”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孙中山并没有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十月革命的炮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2]。“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先进分子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俄国人的路”并非易事，它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特殊的问题。作为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这就深刻地把握了“俄国式的革命”和中国国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历史必然与民族价值目标之间的张力中探寻到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生产力具有“二元性”，即“停留在古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只占10%，但它却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激化，十月革命又“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这种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换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是生产方式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历史不同于自然，历史必然性的实现，离不开人的自觉活动。就中国而言，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表现为中国人民的实践过程，而如何实现又取决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中国是被西方资产阶级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构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任何一种社会运动要想获得成功，必然首先应解决上述主要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在中国的实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同时，由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而引发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其价值目标就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恢复民族赖以发展的自主独立。因此，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时，它就不仅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而且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外发型现代化遇到的又一难题，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即本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尤为如此。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惰性；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民族危机的反应，它又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如何对待中西文化，怎样才能既变革传统文化，又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运动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中体西用”是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最初回应，它一开始就歪打正着触及到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然而，无论是以“中国文化中心论”为逻辑前提的“中体西用”说，还是以“欧洲中心论”为蓝本的“全盘西化”论，以至孙中山的“中国国粹+西方科学”的文化嫁接方案，都没有解决这一文化难题。 实际上，任何外发型现代化的成功，不仅需要把外来的文化因素转化为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而且需要通过文化涵化过程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毛泽东深深地理解这一点，并全面把握了唯物史观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关系的原理，因而科学地解答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