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1)01-0019-04 一、知行学说对毛泽东倡导的思想路线的影响 知与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筹。《尚书》中的《说命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知行学说，它是指人们认识一件事情，懂得一个道理，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把它付诸实行，把主观认识变为客观实践的活动。《左传昭公十年》也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同类思想，它们都表现了一种朴素的知行观。以后历代思想家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对知行学说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行难知易”、“知重行轻”等多种观点。虽然他们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都没有作出完全科学的回答，但“知行统一”、“知行结合”则是这些思想家论辩所结出的硕果。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各种见解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所谓知行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知行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相结合，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同中国古代“知行统一”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词意最早见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所写的《汉书》，作者在书中赞扬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治学态度严谨，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缮本，必为写好与之，留其真”。唐代语言学家颜师古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显然，“实事求是”指的是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学风。宋代陈亮、叶适继承了儒家历来讲求实用理性的传统，反对空泛，推崇事功。清代顾炎武、龚自珍、魏源、曾国藩则大力提倡“实学”，主张“经世致用”。他们讲求“实事求是”的立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使主观符合于客观的正确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那种治国理政注重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各种见解，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内核。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阐明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虽然“两论”中还没有出现“实事求是”的字样，但是如果把它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考察，那么，实际上，“两论”就是“实事求是论”或“论实事求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进一步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要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此，从这时开始，“实事求是”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含义，完全不限于学风。同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对党的思想路线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实事求是”作为学风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毛泽东不仅继承了这份遗产，并以此为桥梁把它升华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对古人的“实事求是”概念，不仅充实、改造了它的内涵，也拓宽了它的外延，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中再现其真理性的光辉。 二、民本思想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影响 所谓民本思想就是指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并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学说。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商朝的第一任国王汤从“桀不务德”终致亡国的历史教训中受到启发，要求属下“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2]耳提面命，语重心长。盘庚也伸述了重民的观念，他明言“重我民”，“罔不惟民之承”。[2]西周政治家周公认为殷鉴不远，提出了“用康保民”的思想，开启了民本思想的先河。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从“天道远，人道迩”[3]的观念出发，提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4]的观念。孟子继承了孔子政治理想中“仁政”、“爱人”的主张，发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正义呼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政得其民”的历史兴亡规律。荀子进一步提出“君舟民水”，指出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至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汉初期的思想家提出了“民无不为本”和“民为政本”的思想，谆谆告诫统治者：“民者，万世之本”。[5]唐太宗更是把“君舟民水”当做口头禅，并得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6]、“国以民为本”[7]的经验教训。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从宋代的包拯、李觏到元代张养浩，再到明代张居正无一不强调以民为本的重要性。清朝立国之初，唐甄就提出了“众为邦本”的思想，批判了前期统治者“忘民”、“害民”、“虐民”、“攘民”等政策。顾炎武强调应将民众的利益置于君臣私利之上，凸现出他“以民为本”的政治倾向。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充分利用国人所熟知的民本思想的资料，阐述新的政治价值观念。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更是赋予古代民本思想以近代资产阶级特色，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就直接引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作为“振兴中华”的号召。 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历代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家，大多是在肯定君为主、民为仆关系的合理性，并力图在不改变这种关系的前提下来论证“重民”的意义。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思想资料，民本思想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毛泽东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少年时期就有一种仁爱精神。青年时代毛泽东的民本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论文《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文中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正确评价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1927年3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集中体现了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革命思想。1942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教育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科学总结了党领导革命工作的经验，阐明了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从而使群众路线上升为成熟的理论形态。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又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党的“七大”还把群众路线提到党的根本路线的高度而载入新党章，至此，毛泽东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趋于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