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产方式是整个人类大厦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社会历史时,把全部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并最后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这样才能发现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本质和一般规律。如果不重视和突出生产力的这种特殊价值,就不可能把社会看成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就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就会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碰壁。对于生产力在整个社会尤其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过各自的建树。本文试就三者的生产力理论的同和异做一探讨。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所以会发生革命,深刻的原因就在于旧中国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79页。)基于此,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初步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接着,他又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目的仍然是为了解放中国受束缚的生产力。对此,他在1956年就明确地阐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创造了社会条件。”(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717页。)而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3页。)毛泽东不但重视通过革命来解放生产力,而且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特别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很注重发展生产力。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同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一情况在社会主义基本完成之后,变得更加突出起来。毛泽东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注: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只有经过“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不很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2页。)正因如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党就面临着集中全力开展经济建设的任务。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肯定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科学地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明确地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的伟大号召。(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5-377页。)1958年毛泽东又指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表明,毛泽东在当时是很重视发展生产力的。但是,后来由于国际和国内复杂因素的影响,使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努力不那么连贯了,出现了偏离甚至转移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战略,以至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搞纯而又纯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对此,邓小平后来中肯地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自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总结中认识到:“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为此,他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生产力理论。
第一,他主张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克服了毛泽东的只注重解放生产力而不注重发展生产力的缺陷。邓小平认为解放了生产力并不等于发展了生产力,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搞好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他充分肯定毛泽东的革命对于解放生产力的意义,同时又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一是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生产力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三是发展生产力是完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手段;四是对于中国而言,发展生产力既是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和实现祖国统一的需要,又是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第二,他主张把在社会主义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都讲全。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不仅要发展,还要继续解放,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更是对马列和毛泽东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因为在马列和毛泽东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因此,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第三,他进一步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结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邓小平之前的继承者们都曾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揭示和阐发,这种概括可称之为特征性本质。而邓小平理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深层本质,可称之为根据性本质,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事物的根据性本质要比事物特征性本质深刻的多。它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本质或根本的内在原因,并决定特征性本质的存在和发展,而特征性本质则要靠根据性本质给予解释和说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根据性本质的概括很有特色:首先,这一概括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十分鲜明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这是因为,生产关系虽然能够直接反映一定社会形态的性质,但它不过是生产力诸物质要素的社会结合形式,离开了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就将失去自身存在的根据,甚至可以生出“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怪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存在的根据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前提性内容,因为它是“共同富裕”等方面本质的根本条件和物质前提,而“共同富裕”等方面本质内容虽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结果,但却依赖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程度和情况。它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一种既富裕又公平的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