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是否是一名民粹主义者，或毛泽东是否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问题，近年来引发了一些学者的争论。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1982年， 他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称：“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主义解释马克思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此后，国内亦有知名学者认为毛泽东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例如，李泽厚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东方出版社）中认为，“民粹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是毛泽东“大跃进”错误的根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朱学勤在其撰写的《毛泽东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书林》1988年第9期）、 《民粹主义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3 期）等文章中，认为，近现代中国思潮有两种倾向，“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胡适、陈独秀为突出代表的西化思潮与以洪秀全、章太炎、鲁迅、章士钊、李大钊、梁漱溟、毛泽东等人为突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毛泽东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不是民粹主义者，或者说，他究竟是否曾经具有过民粹主义色彩呢？特别在他晚年，有没有显示出民粹主义的色彩呢？如果没有，又是什么东西促使有些人相信毛泽东与民粹主义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呢？要理清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说明民粹主义的本质，以与毛泽东的思想相观照。 一、民粹主义的实质及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列宁在与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进行思想论战中指出，所谓民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观点体系： （1）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西欧病”，竭力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2）强调俄国传统的经济制度有独特性， 特别是俄国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把农民村社看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 （3）把知识分子看作超越社会阶级利益的自主阶层， 能够领导农民避开或者说跳过资本主义，在村社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列宁在这里论述的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但如果撇开其中所包含的俄国社会的一些具体特性，列宁的论述也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普遍实质：一种在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小农、小手工业者的破产情绪和落伍者的哀鸣。这种思潮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但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企图凭借他们浪漫化了的小生产的传统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按照他们“选择”的道路进入“理想社会”。列宁在指出民粹主义反对历史进步的属性的本质同时，也指出了民粹主义包含着的一些进步意义：它批判了资本主义；它蕴涵着高涨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热情，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愿望。因此，列宁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第433页）由此看来，所谓民粹主义，是不发达国家在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农民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进行批判反思而产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它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下层劳苦大众的利益与愿望。 世界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论述。民粹主义不仅在俄国流行一时，而且在东西方许多国家都出现过，成为“近代化”或“现代化”时期的“常见病、“多发病”。英国在其完成工业化转变的十八、十九世纪，先后出现过科贝特（1763—1835）、柯尔律治（1772—1834）、卡莱尔（1795—1881）等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十八世纪以后，法国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也先后出现了迈斯尔（1753—1821）、博纳尔（1754—1840）、拉梅尔（1782—1854）等民粹主义思想家，还有人所熟知的民粹主义思想先驱卢梭（1712—1778）；德国则在转型时期出现了赫得（1744—1803）、穆涉（1720—1794）、费希特（1762—1814）等人。二十世纪以后，东方各国相继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也出现了印度的古斯（1872—1950）、日本的北一辉（1884—1937 ）、 大川周明（1886—1957）等。由于近代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缓慢开始近代化历程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剧了社会转型的痛苦，中国也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沃土。列宁指出，中国人“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经验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向我们提出了纯粹俄国的问题。”中国人的议论，“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列宁选集》第2卷第423页）具有忧国忧民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大同”理想的熏陶，自然也出现了用传统农业文明来批判西方工业文明的民粹主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孙中山为代表的“主观社会主义”，章太炎、章士钊的国粹主义、梁漱溟的新儒家，以及工读新村主义、平民教育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年轻的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受到时代思潮中民粹主义的影响毫不奇怪。他曾热心于工读新村运动，1919年还列出了详细计划，希望通过新式学校教育，创造出新人，组成新家庭，联合成新村，并不断推广，进入一个理想的社会（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54页）。但人们关注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是否彻底清算了民粹主义的不良影响？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践中，民粹主义的影子又悄悄复活了吗？学者们不外乎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看来，认为毛泽东具有过民粹色彩的观点大多是在以下两方面寻找支持： 1.毛泽东有盲目崇拜农民，即“贫下中农”的倾向，这个倾向为“以民为粹”的民粹主义思想特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