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 （2000）06—0031—05 一 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确立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式，是摆在列宁为代表的俄国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十分迫切而又重大的问题。 俄国是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相当的比重，俄国共产党人必须面临这些特殊的条件和环境，去探索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初，列宁力图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想付诸实践，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时候，列宁强调通过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来实施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而不是通过商品交换、市场经济来实现过渡。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思想占了上风。战时共产主义主张在农村实行粮食征集制，工业体制上追求最大限度的国有化，经济关系上实物化代替商品货币关系，劳务关系上，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这一政策，在客观上是迫于战争的特殊环境不得已为之。使国家迅速掌握了全国一切经济命脉，商品活动全部停顿，商品生产和市场货币关系全被取消。这些正好与俄共领导人头脑里某种固有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相吻合。既然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剥夺剥夺者，实现公有制，取消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于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政策和措施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捷径。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是应急措施，而且成为俄共利用这一特殊政策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次尝试。 从历史的眼光看，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是必要的和有其客观依据的。但同时又不能不带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落后的国家，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种局限性反映到理论上，就是过低地估计了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先天不足的困难，没有能够把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科学地区别开来，以只为要对所有制关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可以在落后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现实生活也表明俄共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是错误的。战争结束后，农民的不满几乎要发生暴动，列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 （P176）他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太过分了……我们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2]（P208 ）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3]（P70）因此，列宁打算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错误。”[4]（P539）列宁的伟大，在于他不固守某些传统，他又重新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租让制；把在小生产基础上的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合作制”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家（付给佣金）推销国家的商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等等。其实质，是把商品经济关系引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沟通社会主义大工业与农民经济的联系。 从现象上看，新经济政策与此前单一的计划经济相比较，是一种“退却”。列宁认为“既然退却是正确的，那么，退却之后就可以同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和他们一道前进，虽然比以前慢一百倍，但却能以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使他们永远看到我们毕竟是在前进。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4]（P620—621）从本质上看，这种退却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不能超越。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有限度的，它不能离开对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吸收，也不能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完全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更不能简单依靠政治力量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便直接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 实行新经济政策，党的上层领导人是一致赞同的，但对其理解却不一致，大多数人把这一政策看作是克服眼前的严重困难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是一项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和权宜之计。是形势所迫而对资本主义作的暂时的退让。列宁的高瞻远瞩，就在于他没有使自己的认识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种经济模式。因此，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认识展开了一场争论。 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实行粮食税以后，允许农民手里的剩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自由买卖，就会大大助长小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新的剥削阶级就会在这场土地上重新滋长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他说，由于俄国经济落后，眼下不能用集中的计划来裁夺和调整经济生活，“于是就向市场这个魔鬼说：‘请你来帮帮我们的忙。’”[5]（P86—87）许多人和托洛茨基一样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两者是完全对立、互不相容的。他们患有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怀旧病，十分欣赏那时的无商品、无货币的“直接过渡”，认为那时苏维埃国家面临的环境是恶劣的，但是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是美好的。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复活，外国资本家卷土重来，社会主义前途的丧失。当他们听到要把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石油租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的时候，认为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甚至有些革命家为此嚎啕大哭，还有人作诗：“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6]（P86—87）面对这些混乱，列宁却非常冷静，不为所动，他提出还要进一步退却，要退够，退到何处去？列宁说：“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上去，退到合作制的资本主义上去，退到私人资本主义上去，注意还要退到商业上去。”[1] （P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