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中，由于过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过早地改造完了民族资本主义，并在60年代中期以后声势浩大地批判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以致于今天有些人认为毛泽东从来就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在国际、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中都有人持这种观点。然而，以毛泽东晚年错误为依据，断言他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是很不公正的，有失偏颇的。实际上，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引人注目。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也提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当前，对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探讨，无论就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还是对丰富邓小平理论的来源，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有益处的。 一 中国的事情总是非常奇怪的。1927年以后上台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不能建立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却建立了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它的代表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公开宣称“既不要东方的共产主义，也不要西方的自由主义”。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中间党派也不敢正面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们的建国方案则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说，既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法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的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注：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建国”问题上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经济纲领明确提出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宣布：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但不应害怕资本主义，还要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现代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0页。）毛泽东提倡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立足于他对中国的国情问题有比较全面深刻了解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深知中国的生产力结构中小生产占有绝对优势，生产关系结构中封建的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因此，虽然实践一再证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不了革命，中国不可能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也同样坚持中国决不能从这样落后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明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0页。）他在1945年同美国外交官的谈话中说得更深刻也更尖刻：“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注：谢伟思：《备忘录：与毛泽东的谈话》，载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45年，中国》。）为什么说这是一种“空想”，一种“反革命的思想”呢？毛泽东有过一系列重要论述。第一，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毛泽东1944年8月31日致秦邦宪的信中，特地指出要不要这个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第二，这种社会主义不仅缺乏先进的生产力基础，而且必定会破坏近代中国数量极少、有待于大大发展的工商业及其所容纳的现代工业生产力，保护落后的小生产。毛泽东在1948年4月1日曾经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4页。）毛泽东批判的这种思想就是一种破坏工商业，建立在小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思想。第三，这种社会主义不仅保护落后的小生产，而且必定维护封建主义，把社会主义异化为压制个性解放的专制主义。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反复强调“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就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之前，在1949年8月31日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时，特别地附加了一条：“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总之，这种社会主义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一种空想的，反动的思想。 二 毛泽东说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后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正是在此路走不通、彼路不能走的情况下，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新构想。当我们对毛泽东的这个精彩思想的思路进行研究时，不能不注意到，正是马克思主义常识不够用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段领导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着这么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革命，那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既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革命结果也就既不能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能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智慧，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从而获得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常识中没有的，但又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常识的结论。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为什么要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有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考和研究过程，比较集中的论述至少有五次：第一次是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指出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资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8页。）第二次，是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0页。）第三次是在1947年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4页。）第四次是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1页。）第五次出现在1950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61页。）归纳毛泽东这几次重要的论述，从中看出毛泽东对为什么要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思考是现实的、深刻的和比较全面的。第一，是从中国落后这一现实国情出发来考虑的，体现了毛泽东思考问题立足于现实，实事求是的精神。第二，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上来考虑的。他深知中国没有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要立即消灭它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第三，是从人民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角度考虑的。他深知不保护工商业，不发展资本主义，不仅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会受到影响，工人会受到失业威胁，而且社会秩序会发生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的混乱；第四，是从社会主义前途考虑的。他深知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基础上，即使建立了也不能够巩固。通过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不仅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而且能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壮大无产阶级队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较为坚实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