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在今天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是，一切今天被看成是必然如此的结论，都历史地隐藏在当初的绝非如此或并非如此当中，都逻辑地引申于先行者的艰苦探寻之中。我国的对外开放作为一种实践虽然形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然而其理论最初的萌芽却诞于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那里。探讨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无论是对于全面地评价毛泽东，还是对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对外开放道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早在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就曾经提出：在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让外国资本投资，也可以借取外债。（注：《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也许是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最早设想。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又多次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设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提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注：《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载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171页。）当时，毛泽东设想，通过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与美英等国的军事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美英等国的政治合作、文化合作、经济合作等等。由于美英等国的外交重点在国民党方面，这一设想只有极少部分实现，如军事、政治合作方面的批准美军在部分解放区设立电台等；文化合作方面的在延安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等。 在与外国的经济合作方面，虽然后来根本未曾实现，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设想最为具体、最为丰富。这些设想集中反映在1944年～1945年他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它们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利用外资和外国科学技术具有必要性。毛泽东在1944年8月23日同谢伟思的谈话中表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1945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谈话中再次表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因此，希望美国能与中共进行经济合作。只有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有可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 第二，根据客观实际，选择经济合作的对象。如果仅仅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着眼，中共显然应该是争取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和合作。但毛泽东却把美国作为与中共“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毛泽东的这种选择是基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因为毛泽东认为“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战后“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而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只有美国才有经济实力在中国投资。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在这里，毛泽东能够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根据当时客观的条件，把资本主义的美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作为最适宜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 第三，对外经济合作的基础是双方受益。毛泽东认为，经济合作的双方必须都有利可图，合作才能实现，企望单方面的经济援助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说服美国实现同我们的经济合作，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经济合作同样将会给美国带来利益。毛泽东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同中国进行贸易，只会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而“不会发生竞争”。因为现在我们“并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尚不可能“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即使我们以后“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我们建立的轻工业能够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我们也只会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而美国将得到我们发展轻工业所提供的“投资”场所，得到自己的重工业产品所需要的“出口市场”，同时还将得到我们的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以作为其对我们投资和贸易的“补偿”。（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 第四，在与外国进行经济合作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曾经多次强调自力更生。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16页。）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毛泽东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132页。）毛泽东把革命领域中的自力更生原则也贯彻到了建设领域中。虽然毛泽东非常希望美国能和中共进行经济合作，但是他仍然不忘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指出：我们对美国的垄断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不感“兴趣”，因为“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在后来被他自己概括为著名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