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D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4(2000)04 在当代中国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事件中，就涉及范围之广、牵涉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来看，包含诸多时代问题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可回避地成为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敏感话题。 当“知青文学”这种艺术体裁在反映该重大历史事件的局限性日益暴露时，为了更加科学、严谨、深刻地审视分析和理论总结，自1987年张化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问世以来，国内学者在十多年的艰难探索中终于逐渐走出沉寂清冷的低迷氛围，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专著”概论 较之“知青文学”相对滞后的“知青运动”学术研究，曾一度使关于知青运动的专著陷入了寥若晨星的尴尬境地。而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十余部著作正已强劲的势头冲破这种僵局。其中颇有影响的主要有下列几部： 《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属于出版较早、体例严整的一部作品。作者明确认定：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决策者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严重悖离。并以此作为该复杂问题的枢纽，按“文革”前中后三阶段对运动持续发展的深层原因，诸如人口失控、教育体制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等进行了综合分析。[1] 杜鸿林撰写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在凸现唯实风格、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把全书划分为：“风”起青萍末，“潮”蜂涌下乡，“荡”图存奋争，“落”归根返城，“析”是非评说五大部分。[2]对缩小城乡差别， “再教育”理论等阐明了个人见解，也引发了史学界相关人士针锋相对的讨论。 刘文杰则从反思和政策研究的角度推出了《激扬与蹉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书。他从人口问题、城市发展、经济结构、就业体制、农业建设、思想教育、边疆开发和国防卫戍等方面多角度地阐述了运动的起因、后果及在“文革”中的特定形态。[3] 5卷本，126万字的《中国知青事典》系统阐述了1953—1993年间有关史事、人物、文献和制度，堪称第一部关于知青运动历史的综合性工具书。该收反对孤立地表述事件本身的变迁，“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以及经济建设中一再重复的‘过热’与‘紧缩’，无不给它的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4] 类似如此翔实的作品还有一部是吴洵主编的《中国知青总纪实》，其中有关知青政策的文件与档案，为后人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5] 史卫民、何岚的《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则运用大中取小、以小见大的撰述方式，记载了当时安置知青最完备的组织系统。他们认为生产建设兵团是“把发展军垦事业和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大规模尝试”，但它的领导体制和组织方式，“不是发展大型国营农业企业的合适模式，也不可能超量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6]? 编年史和纪事本末相结合的纪实性史书《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主要侧重官方政策的运作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政治运动的嬗变过程。在记述旧体制兴衰的过程中，以总览全局的视野分析了知青运动的缘起、发菜、高潮和衰亡。[7] 定宜庄和刘小萌以穿透历史的学术眼光对运动进行了严肃思考。前者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 》集中探寻“文革”之前知青运动的最初源起和发展脉络。通过回张知青这一特殊群体，充分揭示了当时“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进行得也颇为理想的活动”最终走向失败的缘由。[8] 后者的《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6-1980年》主要着力于“文革”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史， 挖掘出许多掩蔽在壮观表象后的复杂背景，并对70年代末的返城风潮和整个知青群体做了客观的历史定位。[9] 相对“先以较大篇幅写实，再以客观笔触评价”为模式的长篇专著，十年来学术界关于知青运动的专业论文也正不断涌现。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段，以犀利的笔锋指向某个关键问题，体察的角度往往超过面面俱到的纪实性著作，由此“知青运动”的研究现 晚是可见一斑。 （二）知青运动起因探源 由于知青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关于这一课题的考察，尝得们已提出了大量解释。 起源于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最初只是一项在农村、边疆探索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有序工作。然而，“文革”的严重混乱，使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知青运动的直接原因从一开始就被归结为是：“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10] 除了直接原因外，有人还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估计，导致在主观上认为需要进行一场教育革命，以培养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片面强调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因素。”[11]在《对上山下乡运动复杂成因的系统论说》中，作者杨久梅列举了各方面的因素：（1 ）就业压力困扰和红卫兵社会分裂与政治分裂的现实原因；（2）青年学生必须接受“再教育”， 解决无政府状态压力的理论因素；（3）顺利发动还与当时决策机制的弊端，社会环境政治化有关。[12] 以上种种因素概括起来无外乎经济说和政治说两种。所谓经济动因就是从压力角度入手，分析劳动就业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内部矛盾。而政治动因则侧重从毛泽东的一贯理论，“文革”中结束桀骜不驯的红卫兵运动的需要等方面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