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C91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4—0125—07 对于20世纪中国农村，我前几年因做中西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接触了一批资料，结果印象和感触都很深，其中之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上下对农村的热情关注以及各种形式的农村调查研究，现在似有必要做一扼要归纳与评述（注：新中国诞生于一场新式的农民革命中，而这场革命的社会内容，至少对占中国绝大部分空间与人口的农村而言，就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实践，而且土地改革过程中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和研究，以及土改过程中逐村逐户地丈量、分配而形成的土地资料和农户分析资料，也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具开发价值的信息宝库。不论就其社会价值还是学术价值而言，大概是现存旧中国农村研究的任何资料都无法比拟的，需专文另论，此处不表。）。 20年代至30年代，尤其是1925—1935年的10年间，中国掀起了一股对农村社会经济颇为关注的热潮。农村问题不仅经常见诸书刊报端，而且还第一次出现了用现代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群。到农村参加调查研究或实施某种“建设”的人们，不仅有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还有政府机构和外国学者。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日形严重，出于对农村前途的关注而调查农村；二是西方的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秀才不出门”的传统学术作风发生变化；三是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争论的表现和反映。例如，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五四”以来关于“孔化”还是“西化”、“农化”还是“工化”争论的继续，乡村建设运动很像是中国式的“民粹运动”。又例如，陈翰笙先生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为了以事实来阐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与第三国际和国内取消革命的托派进行斗争。国民政府此时也开始进行农村调查，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并成为国家统计工作的一部分。外国人的农村调查，尤其是日本人“满铁”的调查，则有明显的政治背景。总之，风行于30年代的农村调查各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目的，不可一概而论。不过，无论如何，客观上或为旧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造作出尝试，或为日后的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值得我们作一较系统地回顾与分析（注：钱俊瑞同志1981年口述写成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一文中提出，30年代中国农村问题大约有如下流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张农村已资本主义化的托派，金陵大学的卜凯组织的大规模农村普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国民党政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1982年12月。）。 一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 自20世纪20年代末叶以来，在河北省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山东省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江苏昆山徐公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以及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这一运动基本上是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这些人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或“教育”问题；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当然，这支以农立国派的队伍是很复杂的，并非都像梁漱溟那样有明确的理论模式，不少人或者出于痛恶资本社会影响之弊端，或者是深感农村之急需救济，或者是出于一种农村乌托邦思想。 晏阳初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从事平民教育。1926年选定河北省定县为平民教育实验区，并与他的同事们举家迁至该地。在定县的十年间，针对他们认为的农民四大缺点，即愚、穷、弱、私，开展四大教育，这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上述教育，他们同时进行了农村调查和统计工作。作为保留下来的文献，大概后者的工作更具有长远意义。当时担任调查部主任的是留学美国的社会学家李景汉，手下经常有一二十人，还培训了一部分当地人做调查员。调查工作原计划一年完成，由于当地农民的不信任、不合作以及工作人员不得力等种种原因，结果调查进行了七年，到1934年才告结束。他们先对全县情况进行了概况调查，然后开展分村调查，包括户口、土地、生产、赋税、集市、教育和风俗习惯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而完备。主要成果是83万言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问世后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1933年出版，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版。不过，更多的资料以原始状态保留下来，可惜在“文革”中大部分丢失，其中许多是未及整理的（注：李景汉：《回忆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工作》，载《河北文史资料》1983年第11期。关于对定县实验的评论见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原载《申报》第二卷第十号（1934年8月），编入《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旧知书店出版，1937年3月。李济东：《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如果说晏阳初搞“识字救国”，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更象“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931—1933年为第一个阶段。此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思想发动和培训人员。先后共培训两届学生400余人，然后分赴山东省内27个县，试办乡农学校77处。 这些乡农学校，按照梁漱溟的理论从教育入手进行训诲。不过，这种教育是发扬固有的礼教精华，以培训内在的能力为内容，将自治的工作与教育形成一体，将自治的机构融合在教育的机构里面。换句话说，即是以习惯代替法律，以柔性的感化，代替硬性的行政。第二阶段自1933—1937年，在国民政府和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实现县、乡、村的行政改革和社会改进。邹平的最高理想是“政教富卫”合一，实行的办法是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用“村学”代替“村公所”；县自治机关的系统，便是“县政府——乡学——村学”。这个模式中，除“政”、“教”外，还有“富”的方面，这就是组织各类合作社，尤其重视运销合作社，并从事农产优良品种的推广。关于“卫”的方面，即训练民团。七七事变后，韩复榘拒绝梁氏关于守土抗战的劝告，而且还利用乡农学校抓壮丁，抢民款，不战而逃，因而乡建派声名狼藉，为人所诟病。至此，梁漱溟惨淡经营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寿终正寝。可悲的是，这位中国的民粹主义者所进行的文化复兴与政权建设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结果，保留下来的实证性的资料也颇为有限。据说，只有在发展经济和引进农业科学技术这方面略有成效，如小规模的技术推广、市场组织改进等，而这些本是梁先生最不在意的（注：详见曹跃明：《梁漱溟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3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