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于大陆失败前后在美国所进行的大规模游说活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这一课题，中外学者已有一些论著，大体勾勒出这一活动的一般概貌，并重点揭示其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注：中国学者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该书第十章第一节专门论述国民党的游说活动。美国学者的著作译成中文的有罗斯·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年，该书主要论述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也涉及院外援华集团的形成。还有Nancy Tucker: Pattern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1983，该书75—76页简略提及。）。由于国民党进行的游说活动大多在幕后操作，因此已有的研究对它的具体运作尚缺少详尽的论述。本文将主要依据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文件（注：顾维钧的口述回忆录称得上是中国人最长的回忆录，其对40、50年代的叙述尤为详尽，但涉及雇用代理人进行游说活动时，却多有语焉不详之处。），讨论这一时期国民党游说活动中顾维钧参与或涉及的渠道，着重揭示国民党以金钱雇用美国代理人所进行的游说活动的运作情况，以求通过这些案例对国民党的游说活动有更清晰的了解和更深入的认识。 顾维钧与游说活动 顾维钧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外交家。1946年7月， 他重返华盛顿，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蒋介石在全面内战爆发之际派遣顾维钧出使美国，主要目的就是利用他的外交才能和经验开展游说活动，因此向他特别强调了在美国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就是游说）的重要性，并保证在经费上予以支持（注：《顾维钧回忆录》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725—726页。）。顾维钧抵美后， 蒋介石即令财政部每月给驻美使馆发宣传经费5000美元。此外，还有各种特别款项，如1946年12月，就一次性增拨特别机密费3万美元（注：蒋介石致顾维钧，1946年8月17日、 12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Columbia University,Box 138。）。 出任大使之初，顾维钧直接从事的游说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进行的游说。政府官员方面，除国务院官员外，顾维钧很注意利用美国政府内不同部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与国防部官员尤其是助理部长格里菲斯（Paul Griffith）保持密切往来，以此推动美国加强援华，并藉此探询美国政府决策的内情。 在国会议员中， 参议院前后两任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康纳利（Thomas Connally），亲蒋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诺兰（William Knowland ）等都是顾维钧经常拜见的重要对象。其他如参议员布里杰斯（Styles Bridges）、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兰格（William Langer）、麦卡伦（Patrick McCarran），众议员博尔顿夫人（Frances Bolton）、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 ）、富尔顿（James Fulton）， 也在驻美使馆所开列的有固定联系的国会议员名单上。顾维钧常利用各种机会与国会议员在宴会和其他社交场合见面，向他们介绍国民党的观点，倾听他们的看法，设法引起国会对中国问题足够的关注，并向议员提供有关资料，甚至由使馆为一些议员代拟发言稿或议案的草案。例如，1946年12月，顾维钧亲自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范登堡拟定了一份美国应无条件加强援蒋的说帖，以供范氏与杜鲁门讨论对华政策时使用（注：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12月6日，Koo Papers,Box 123。）。1948年春，顾维钧又向亲蒋议员提供了驻美使馆所拟的援华法案修正案和军援法案草案。（注：《顾维钧回忆录》6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310页。）。在社会名流中，顾维钧与《时代》周刊老板卢斯（Henry Luce）、 飞虎将军陈纳德（Claire Chennualt）、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柯尔伯（Alfred Kohlberg），尤其是美国前驻法国和苏联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 ）来往密切，通过他们影响议员、舆论和对华政策的决策，并听取他们的各种建议。此外，因“宗教界于美国舆论势力亦大”，“教育、工商、实业、妇女各界要人左右舆论，其效亦宏”，顾维钧也积极予以联络（注：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8月16日，Koo Papers,Box 123。）。 第二，对新闻舆论界的游说。顾维钧认为影响新闻舆论界不能仅仅靠向他们提供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和小册子，而更应该与之直接接触，当面沟通。一旦他们对国民党有了信任，由他们为国民党说话，更易获得美国公众的认可。因此，顾维钧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中国的情况。他还常与报刊主要负责人、专栏作家和资深记者编辑举行非正式座谈会，以对话的方式来解释中国的局势。他认为，这种方式比正式的记者招待会更为有效。根据驻美使馆负责对外宣传官员的统计，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初的4个月间，由于顾维钧本人的活动，有美联社、合众社、《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十多家主要媒体按顾维钧所解释的观点和提供的材料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文章和报道（注：Joseph Ku（顾毓瑞）to Koo （顾维钧）， Mar.8,1949,Koo Papers,Box 163.）。 第三，向美国社会各界发表演说。实际上，这也就是直接向美国公众进行游说，再通过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顾维钧经常频繁地奔赴美国各地，出现在大学、社会团体和俱乐部的演讲台上，可说是当时演说任务最繁重的大使。有时，他一天要做4次演讲，使用英语、 法语等不同的语言。凭借着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练就的演说才能，顾维钧也总能吸引住美国的听众。 顾维钧很看重私人关系在游说中的作用。他认为，对周以德、蒲立德这样的国民党的真诚朋友不必借助金钱来游说，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相互间的感情联络。1948年4月援华法案通过的第二天， 顾维钧就致电蒋介石，称“此次美援案获有今日结果，美友中蒲立德君出力最多”，建议蒋介石以个人名义邀请蒲立德再次访华，“藉示友谊”。他还向蒋介石提出，蒲立德“素爱我国工笔画及古玩，其他议会助我友人亦多同好”，请在国内采办或在美购买后分别赠送这些人。周以德访华前夕，顾维钧也专电外交部，特别指出“该议员一向拥戴我政府，实为中国挚友”，请在其访华期间“予以适当招待，但宜力避铺张，免招指摘，反于其回国后发言活动有所不便”（注：顾维钧致蒋介石，1948年4月3日，Koo Papers,Box 138；致蒋介石，1950年7月8日，Box 167，致外交部，1947年10月17日，Box 137。）。对于结交朋友、笼络感情， 顾维钧确实十分在行，掌握得恰到好处，照顾到方方面面。由此而建立起的私人关系为他的游说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