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4；D232；D6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3—0045—10 1956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之下，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文化科学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简称“双百”）的方针。次年，便发生了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关于这段历史，国内史家惯用“逆转”一词。而“阳谋”之说，则成为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心中一个难解的结。对此，为了求得科学的认识，需要客观地弄清楚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这是问题的枢纽所在。 一 我们知道，毛泽东于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又就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表示了要“百家争鸣”的意见。1956年4月28日，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随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向各方人士公开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据此，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讲话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注：参见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1985年5 月21日《光明日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244页。）以上表述，意思很明确，即所谓“双百”，是党对文化科学领域所主张的方针。如果将这两个艺术化了的词句换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提倡创作与学术的自由。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双百”思想的一个层面。 受五四大潮熏陶，投身政治活动的毛泽东，青年时代即追求学术自由。他曾在《湘江评论》上著文说，自由讨论学术是“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主张在学术方面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293页。）。他提倡独立思考、破除迷信，藐视学术权威，反对师道尊严，反对大人物压制小人物，认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具有鲜明性格色彩的思想，伴随毛泽东一生直至晚年。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着说着，他便转到了“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都是被打击的”话题上，他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讲到司马迁的《史记》，哥白尼的天文学，意大利的伽利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开始人家都不承认他。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我们这社会不同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但还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又多次表述，为人们所熟知。 在被认为是纯学术或纯艺术的领域，毛泽东历来显得十分宽容和大度，对以势压人的学阀态度，对用政治力量干涉科学家的研究自由和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不以为然，且以身作则。1956年2月19日， 毛泽东专门致函刘少奇、周恩来等，就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有不同意见一事，指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页。）表达了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的思想。苏联在遗传学领域，曾用贴政治标签的做法，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打击摩尔根学派，造成恶劣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指示有关部门认真讨论。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会后生物学家李汝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泽东读后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将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对哲学、逻辑学素有兴趣，在50年代国内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中，他欣赏周谷城等少数派的观点，认为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苏联学界对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高低之分是不对的。但当周谷城请他在自己的论文集前“写几句话”时，他又不愿影响自由讨论的气氛，表示：“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之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4页。）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邀请多位学者于中南海畅谈逻辑学问题，他再次强调搞科学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注：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9页。）作为诗人的毛泽东， 自己擅长并爱好旧体诗，却认为诗应当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态度十分民主。1956年8月24日， 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艺术表现形式要多样化的意见，曾给艺术家们以极大的鼓舞。 二 1957年10月，时值反右派斗争的高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几次说，我们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限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上的，不涉及政治，“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注：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这番话，点到了那段历史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