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87—06 广东地方实力派是以陈济棠为首的地方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于1929年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于汤山，陈济棠取得对广东的控制权以后。在最初的两年时间里，它与蒋介石中央政权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但是1931年广州“非常会议”后，它开始半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执行着半独立的内外政策。对日政策是其内外政策中重要的一环，在当时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日本的关系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学术界对此一直鲜有研究，本文就此作一粗浅探索。 一 1931年2月，蒋介石因“约法之争”囚禁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由于胡汉民是陈济棠政治上的提携者和庇护人，与陈有较深厚的关系，加上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开始了消灭地方实力派的行动，对陈济棠也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胡汉民派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的策动下，陈济棠联络国民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和桂系等地方实力派于5月27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非常会议，次日， 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这样，国民党内出现了以两广地盘为依据，以陈济棠的武力为后盾的西南反蒋局面。陈济棠以其军事实力操纵着“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为了增强反蒋力量，陈济棠在联络国内反蒋各派的同时，还派人到日本活动。7月16日，广州国民政府外长陈友仁偕刘纪文、 甘介侯到日本活动，陈化名“外友三郎”，其妻化名“道子”。抵日后，向日本政府提出对满蒙问题让步，以换取日本供应武器。（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25页。 ）虽未获结果，但陈济棠等并未断绝对日本的幻想。 正当宁粤严重对立之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侵华行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攻势，中国每一个政党和派别都不能置身事外，都必须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9月29日， 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为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向日本首相币原提出严重警告。（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76页。）10月10日，广州非常会议决定对日方针：（一）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切实指导与保证各种爱国运动；（三）组织人民义勇军；（四）设立临时银行。（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78页。）蒋介石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绝不抵抗，对地方实力派积极图谋消灭。特别是广东，是蒋介石“安内”的主要对象，蒋介石称之为“粤逆”，声称“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统一，则不能攘外。”（注：《先总统蒋介石全集》第3册，台湾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3125页。 ）在各方要求团结共赴国难的呼声中，宁粤实现了合流，广东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取消，“西南两机关”成立。但是宁粤之间始终存在不可化解的矛盾，这个矛盾影响着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2年陈济棠在纪念周会上讲话称：“广东的军队，一面抗日剿共，一面反蒋”。（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04页。）这样，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抗日”与“反蒋”紧密相连，从而使其“抗日”有着多种含义。 广东地方实力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中央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支持各地的抗日壮举。宁粤合流后，胡汉民获释，寓居香港、广州两地，成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领袖，其抗日态度最为坚决。1932年2月13日， 胡汉民对南京政府提出：（一）赞助十九路军将日军逐出上海；（二）撤销解散各地义军命令，切实组织民众成为抗日中坚；（三）速调劲旅收复东北失地；（四）严整沿海战备，真实谋长期抵抗。在日军退出上海以前，无交涉可言，（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97页。）主张积极抗日。对后来日军一系列的侵华事件，他都表现出与南京中央不同的立场。他反对签定《淞沪停战协定》，反对《国联报告书》，反对《塘沽协定》签定，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抗日亡国”、“长期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等谬论，热情支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主张建立西南抗日联军。他甚至数次提出：“假如政府不抵抗，那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抵抗的政府”。（注：《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第2页。） 胡汉民这种态度，对陈济棠和西南两机关影响较大。西南两机关不断发表宣言、通电，宣传抗战。淞沪战役期间，陈济棠命令丁纪徐率粤空军战斗机七架，离穗飞沪，往助十九路军抗战。1933年1月12日起， 西南政务委员会连日在广东开会，广东陈济棠、邹鲁、邓泽如、刘芦隐、刘纪文、林云陔，广西李宗仁、梁朝玑、马君武，福建李孝侠、赵一肩，云南张冲，贵州杨狄帆、甘嘉仪，四川张明九、但懋辛，湖南戴静园，冯玉祥代表王建屏，胡汉民代表胡木兰，热河义勇军代表何民魂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一）促中央履行三中全会决议，出兵抗日，收复国土；（二）拟西南大联合，筹组“西南国防委员会”。（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38页。）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派内政部长黄绍纮来粤，向西南当局传达中央“安内攘外”方针，动员两广出兵江西“剿共”。实质是要两广地方实力派放弃“抗日”，并在“剿共”中消耗其实力。1月27日， 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黄绍纮在广州举行会谈，决定抗日、反共双管齐下：第一，四集团军及十九路军抽兵北上抗日，粤、桂、闽增兵入赣“剿共”。5月中旬，粤、桂、 闽三省各抽调一团兵力，组成西南抗日军，准备北上抗日。（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43页。）5月18日，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国联九国公约签字国与苏联政府，指出“满洲与热河为我国主要部分，万不能容忍其分割”。（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43页。）7月17日，西南政务分会分电晋、察、绥、陕各级绥靖主任、省主席及军师长，言勿目睹抗日同盟军将被夹击消灭于妥协政策下而袖手旁观，应“仗义执言，解此纠纷”。又电庞炳勋等应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46页。）7月20日，西南执行部常委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邹鲁等电南京政府及北平军分会，要求将入察之师，停止前进，并表示如南京仍抑内媚外，西南“决取断然处置”。（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 125页。）1936年6月，陈济棠与桂系又以“北上抗日”为口号，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两广事变。胡汉民、陈济棠这些言行，表现了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立场。虽然他们的抗日与反蒋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利用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来进行抗日倒蒋宣传，这对全国的抗日活动有积极作用，也使他们的反蒋活动较有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