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D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0）03—0028—10 一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先提出“文化革命”概念的是列宁。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明确提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已经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此项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1]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首先，列宁的“文化革命”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一是指狭义的文化，即“纯粹文化方面”，一是指广义的文化，即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其次，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文化革命”，均指的是建设工作，尤其是人民群众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最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文化革命”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建设任务，对其中的困难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他曾特别告诫，文化工作上的急躁冒进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曾提出和使用过“文化革命”的概念，不过其含义与列宁的迥然不同。它主要是相对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言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明确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2] 具体地讲，就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之间的斗争，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化来取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 新中国从1953年开始进入全面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实施工业化的时期。此时中国的经济文化基础极端落后，文盲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8%以上，农村的比例更高。因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便成为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前提。正是由此出发， 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提出了“文化革命”的任务。 1953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援引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的有关论述，指出：“文化革命的基本前提，便是扫除文盲。”1956年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刘少奇、陈毅在这一时期的报告和讲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些关于“文化革命”的论述无疑都是对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观点的运用，它主要指的是扫除文盲，普及文化，而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表述的“文化革命”概念不同。原因很清楚，此时的中国与20年代初的苏联情况甚为相似：一样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一样要进行合作化和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因而一样有“文化革命”的要求。何况，学习苏联、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又是当时举国上下的共识。 但是，直到1958年“大跃进”之前，关于“文化革命”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集中、系统的阐述，在实践中也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二 “大跃进”开始后，“文化革命”被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并得到空前广泛的宣传，理论上逐渐充实、变化，并形成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一）理论上的发展与嬗变 在“大跃进”三年中，“文化革命”的表述、内涵及其强调重点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特点是离列宁的原意愈来愈远。其中有发展，又有偏离和变异。 1958年5月，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文化革命”就是要“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几天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则进一步指出：“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从这些论述及同期的其他有关文章中可以看出：“文化革命”主要指的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工作。这与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论述及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有关提法是一致的。 同年6月份，“文化革命”又有了新的提法， 这就是“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对此，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有一段最具代表性的表述，他说：“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国六亿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就是使我国工农群众知识化，同时使我国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双方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既消灭工农群众缺乏文化的现象，也消灭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思想。”[3]这样， “文化革命”的内容便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二是知识分子的劳动化和思想改造。“文化革命”内涵上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党对于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大跃进”气氛下对该方面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反映了当时党内外较普遍地存在着的急于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思想倾向，反映了“反右派”斗争后仍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的认识的影响，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劳动的狭隘理解，即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真正劳动。 1960年，“文化革命”的内涵再次发生变化。6月1日，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传达中央指示，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文化革命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4] 同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迎接新的更大的文化革命高潮》亦强调：“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文化革命的基本核心。”显然，此时“文化革命”的内涵不仅与列宁的原意大相径庭，而且与“大跃进”初期的提法亦大为不同。它突出的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而该内容无论在列宁那里，还是在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均未列入“文化革命”的范畴内，而是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即属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这时对于“文化革命”中所包含的文化普及和提高工作，或者“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仍持肯定态度，但其地位已由核心趋向边缘。“文化革命”涵义的这种嬗变，是与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认识和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严重脱离实际地夸大了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形势，“文化革命”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