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果丰硕、影响极大的一次战役。值此纪念百团大战胜利60周年之际，本人不揣浅陋，对近20年来的百团大战研究作一述评，以期对百团大战的研究有所帮助。 研究概况 1978年以前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或褒或贬，很少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大都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和浓厚的政治色彩。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之后，党史和抗日战争史学界对百团大战战的研究才真正开始。20年来，百团大战一直是党史、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目前，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成果。 第一、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累计有80余篇论文发表，其中不少思路开阔，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如蒋杰的《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金春明的《还百团大战以本来面目》、索世晖的《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朱锡通的《关于百团大战的探讨》、何理的《论百团大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及历史作用》、郭玉堂的《百团大战浅析》、叶立森的《百团大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和舒舜元的《对百团大战评价何以大起大落》等等。 第二，出版了十几部研究著作。专著有金春明的《百团大战》（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桧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之一《鏖兵华北——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此外，龚古今、唐培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何理著的《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罗焕章、支绍曾著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秀鑫、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齐武著的《晋冀鲁豫边区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等，也对百团大战作了较多、较好的分析和叙述。 第三、编辑出版了一些研究资料。主要有《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何理编的《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政柱编的《百团大战始末》（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尤其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更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资料。该书收入的文献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各参战部队文电；八路军总部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报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有关战区的文电；百团大战战绩；百团大战期间有关领导人的谈话和文章；百团大战期间有关报刊发表的文章。书末还附有百团大战有关表册、回忆文章、佐证材料、百团大战大事记。为史学工作者研究百团大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第四、召开了有关的学术会议。为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 缅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树的不朽功勋，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彭德怀传》编写组、湘潭纪念彭德怀诞辰百周年筹备委员会联合发起，于1998年10月6日至9日在彭德怀家乡湖南省湘潭市，举行了彭德怀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彭德怀与百团大战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研讨的主要内容之一。 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 总的来说，20年来对百团大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百团大战的评价 20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党史和抗日战争史学界争论的焦点。研究者们通过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索世晖、何理等人认为，百团大战应该打，其主要方面都是正确的、成功的。其理由是：第一，1940年春夏之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妥协投降危险。在国际上，英法政府为了全力投入欧洲战场，并使日本对欧战保持中立态度，也准备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美国重新开始了所谓“美日谅解”活动，东方慕尼黑的危机再次出现。国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蒋介石集团在大溃败以后，对抗日前途悲观得很，也积极酝酿对日妥协。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了“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的估计，八路军总部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号召，依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原则，发动百团大战，这从政治上看是正确的、必要的。第二，百团大战的另一个重大作用，是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的反共谰言，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注：索世晖：《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三，从敌后战场来看，1940年以来， 华北抗日根据地也面临着严重的对敌斗争形势。这时日军利用几条主要交通线，推行所谓“囚笼政策”，并伴随着军事“扫荡”，企图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将我各个击破，这使许多根据地处于严重的退缩状态。这时，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已成为华北我军势在必行的紧迫任务之一（注：何理：《论百团大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及历史作用》，《南开学报》1982年第3期。）。 朱锡通、王三欣等人认为，1940年夏秋抗日形势虽然一度出现了危机，但并不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严重。第二，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在战役初期，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战果，但是这些战果没有能够巩固。原定的战役目标没有实现，解放区反而缩小了。主要原因是我们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有问题。第三，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抗日持久战规定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战略反攻阶段到来之前，都必须坚持这个方针。可是百团大战的前两个阶段，基本上是采取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和相当规模的阵地攻坚战。这些都超过了敌后战场防御的限度，是同党中央规定的战略方针相违背的。第四，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抗日时期最困难的阶段，八路军减员到30万。造成1941、1942两年我华北根据地严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百团大战是不能辞其咎的（注：朱锡通：《关于百团大战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五，所谓敌人进攻西安、重庆、昆明的说法，是日寇为迫使蒋介石投降而散布的一个谣言。现在从各方面材料查证，没有发现敌人有调集大量兵力准备进攻这些地方的重大活动（注：王三欣：《关于百团大战的几个问题》， 《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