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0）02—0032—05 钱玄同（1887—1939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因史料缺乏等原因，对之研究极为薄弱。本文主要从五四思想革命这一角度对钱玄同思想作一些探讨。 一 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新青年》创刊后，着力于对东方文化的批判，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孔文章。钱玄同投身新文化运动后，首先注重的是白话文问题。对于孔学，他赞成李大钊的观点，主张对之加以分析，有所取弃。（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2月2日。）1917年6月以后，钱玄同对孔学态度发生转变，他说：“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乃今之尊孔者，则似专一崇拜此点”（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3卷4号。 ）从此钱玄同开始批判儒家的伦理纲常，在此之前，钱玄同“于孔氏经典尚不知其为不适用共和时代也”。（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9年1月1日。 ）钱玄同这一转折与现实政治有极大的关系。袁世凯复辟失败后，鼓吹复辟的复古思想依旧。如康有为鼓吹尊孔，定孔教为国教，复跪拜，1917年3月， 各省尊孔团体在上海组织全国尊孔联合会，发动所谓国教请愿运动，等等，复古声浪，甚嚣尘上。对此，钱玄同感到“一月以来，种种怪事，纷现目前，他人以为此乃权利心之表现。吾谓根本上仍是新旧之冲突。故共和时代尚有欲宣扬‘辨上下，定民志’，‘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学说者。大抵中国人脑筋两千年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谄’二字。富贵而骄虽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贫贱之时，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则赶紧磕头请安，几欲附伏阶卜，自请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损彼尊严，彼之尊严损则我亦觉得没有光彩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跪拜，仔细想想，岂非极怪之事”。（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 《新青年》，3卷4号。）。钱玄同“此时始知孔子之道断断不适用于共和时代”。（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9年1月1日。） 以儒学的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历来被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视为最根本的和美好的。近代以来，仍是如此。“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注：张之洞《劝学篇·明纲》〔M〕。）不过，近代以来，由于新的经济成分的增加， 西方近代意识的输入，儒家思想的权威性逐渐削弱。经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儒家思想受到进一步的冲击，但儒家学说并没有得到历史的清算和总结。儒家学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仍有着重要的影响。保皇党以尊孔来反对革命，而袁世凯、张勋等军阀则直接利用儒学维护其统治或复辟帝制。钱玄同感到“一年以来，见社会沉滞不进之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十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倡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 《新青年》，3卷5号。）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事件发生。 张勋复辟虽短时间内即遭失败，但“武圣”张勋和“文圣”康有为联手导演的复辟丑剧对当时思想界却产生极大影响。既然反动政治总有腐朽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击退尊孔复古的逆流。张勋复辟后，陈独秀著《复辟与尊孔》，提出“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比排孔教”（注：《独秀文存》〔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将尊孔与复辟之间的关系视为必然的逻辑发展。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痛斥礼教为“吃人”，开始激烈批判传统思想的凌厉呐喊。反映了时代对思想家的影响。钱玄同认为“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果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章‘弃如土苴’。如要保全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章，惟有请爱新觉罗复辟，或请袁世凯复辟”（注：《新青年》〔J〕，6卷2号。）。但钱玄同则更为激进，他为了反对传统， 反对儒学，更产生了“将中国书一概束之高阁”及废汉文的思想。1918年3月4日，钱玄同致函陈独秀的信中将他的思想全面地加以发挥： “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根本解决，那就这块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野蛮的顽固的思想犹不可先废汉文”。 “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束之高阁一法”。 为了彻底不读中国书，钱玄同提出废汉文。他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意，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严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为此钱玄同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之根本解决。”（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4卷4号。）至此， 钱玄同对传统的批判达到了顶峰。 废除汉文后钱玄同认为“应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惟Esperanto现在尚在提倡之时，汉语一时未能遽尔消减，此过渡之短时期中，窃为有一办法，则用某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此种文字，当用何种，我毫无成见。” 在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对儒学中适应封建统治的纲常尊卑观念和中国文化中的非科学成分加以批判，是祛除封建、愚昧，接受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前提。钱玄同对儒学的批判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梁启超论述启蒙时期的思想特色时说，“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淤，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正处于由旧思想到新思想的启蒙期，批判是思想发展所必须的环节。 但应该看到，钱玄同的反传统态度极为激烈，甚至有偏激的成分。他在文学革命中赞成陈独秀提出的“必以吾辈之是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的态度，他认为胡适“微有老学气象”，（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8年1月2日。）又批评胡适对外议论， 旗帜有欠鲜明，“对于千年积腐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注：钱玄同：《致胡适》，《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40册〔M〕，黄山书社， 1994年版，第270页。）客观地说，激进在历史的发展中也有其作用， 如耿云志先生在《胡适与新青年》一文中指出的“激进，往往可以给麻痹的社会、麻痹的人群一种大的刺激，逼使他们作出反映。因而对于造成声势，扩大影响，会有相当的作用。”（注：耿云志：《胡适新论》〔M〕，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激进也是对旧文化批判不可少的一种方式。当时一位在海外关注文学革命的人评论过胡适的稳健和钱玄同的激进：《新青年》、《新潮》听说在内地各省之奏效很大。此地留学生都格外敬重先生。因为先生所持的是纯粹学者态度，不像钱先生他们常常怒骂，我以为钱先生们也是少不得的。他并不是喜欢骂，实在是不得不骂。（注：《胡适往来书信选》（上）〔M〕，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页。）五四时期的稳健派胡适对于激进的态度也给于公允的评价，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论述文学革命时说：“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因为胡适自己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注：《胡适文存》（二集）〔M〕，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33页。）这一评价也适用于钱玄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