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安内”的内涵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安内始终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点，而攘外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安内的判断。因此，安内安什么、怎样安，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核心问题。 30年代，蒋介石所说的安内，具体看，大致包括如下数层：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共武装，消弭中共威胁，确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其次是驯服党内、国内的反对派，削弱地方实力派，扩展中央统一力量，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再次为安定社会，充实国力，增强抵御外侮的能力。汪精卫曾将之归纳为三条：“一从政治上经济上致力统一，以形成整个的对外体系。二对于赤匪之骚扰后方，牵制兵力，予以扫除，俾无后顾之忧。三尽可能的努力谋物质上之建设，以期抗战力量之增强加大。”（注：汪精卫：《对于黄膺白先生之回忆》，《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第169页。）大致说出了“安内”的基本内涵。 30年代前期“安内”的最主要内容是对付中国共产党。30年代初，蒋介石对这一点强调最多，也最直截。他多次提到：“我们要抗日，必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注：蒋介石：《爱民的精义与教民的宗旨》，《庐山训练集》，第186页。）在蒋反复灌输宣传下， 这一认识在国民政府内一度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张学良表示：“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注：张学良：《告将士书》，《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29页。）国民党宣传干将刘健群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事实。国内社会不安定，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没有力量去抵抗外侮。”（注：刘健群：《热烈的欢迎与诚恳的希望》，《欢迎蒋委员长剿赤凯旋特刊》，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1933年编印，第1页。）国民党人在中共建立苏维埃政府， 与其全面对抗背景下，以武力“剿共”为理所当然，并视之为安内的最基本工作，“安内的工作，不止一端，而剿灭赤匪，为一切安内大计的前提，也可以说是一切安内大计的预备工作”。（注：饶荣春：《鄂豫皖剿匪军事的胜利》，《欢迎蒋委员长剿赤凯旋特刊》，第9页。） 安内的另一目标是驯服各反对派，稳固中央政府统治。蒋自上台后，即设法削弱民国以来形成的地方长期割据局面，将权力收归中央，中央与地方间不同程度和规模的对立乃至战争持续不断。比较而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成立后，蒋对国民党内部争端相对慎用武力。1931年拘胡事件中，当两广方面集合力量，公开宣告反蒋时，蒋即于5 月亲往探视胡氏，以示退让。6—9月，又数次发布书告，声明：“不愿国境之内，再启战祸。”（注：蒋介石：《为吁求和平告全国同胞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52页。）九一八事变后， 更明确向粤方示好，派人携其亲笔信南下讲和， 为双方实现合作作了铺垫。 1933年察哈尔事件，蒋、汪军事与政治并举，达到威逼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同盟军，使同盟军迅速瓦解的目的。两广事变中，蒋虽也时动杀机，但主旨仍在避免使用武力（注：当时，蒋在有关电文中强调：“今日之国事，厥在巩固国本与力避内战。”“中央不但无加兵两广之意思，而且无防备两广之用心。”表示，如粤、桂不主动进犯湘、赣等省，则“亦决不令其他各省军队越入粤、桂。”（分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8、50页。）据徐永昌记载，1935年12月他曾告蒋“中央对两广仍须当心，蒋极言两广毫无问题，并嘱余致意阎先生。”（《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版，第348页。）据此看来，蒋之表态当不纯为虚饰之言。），当时奔走蒋、桂间调停的刘斐回忆，蒋的真心“是要和”。（注：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第26页。）周恩来致蒋介石函中也注意到：“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注：《周恩来关于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致蒋介石信》，《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由于有日本压迫的民族危机，蒋虽然继续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竭力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但总的看，对党内争端的态度明显和缓。其目标也具两重性，既有集中力量，统一国家的合理要求，也有寻求至上权力的私心。 考虑到攘外“最后关头”的需要，安内的最本质内容实际还应是安定社会、充实国力、培育民族精神，这是在未来民族战争中中国赖以坚持并获胜的基础。对此，国民政府也有所注意。蒋介石指出：“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21页。 ）将健全内政作为安内的重要方面。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具体阐明了安内的这一层意思，要求尽力达到“全国人力集中，各尽其才，俾得内部相安，共御外侮，及调节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消弭一切内战”。（注：《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根据中国对日防御的战略态势，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决定将物质建设发展重心放在内地，要求“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定国防军事中心地”。（注：《确定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28页。 ）五全大会又明确提出“兴实学以奠国基”、“弘教育以培民力”、“裕经济以厚民生”等“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项要计（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93—295页。），在财政、金融、交通、精神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内的这一项内容既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也和民众的强烈愿望相应，基本符合对日作战的需要，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安内”的如上三内涵，决定了其既有维护统治、镇压反对力量的私心，也有充实国力、安定社会、准备对日抵抗的要求。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府，提出安内的主张应无可非议，在急迫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安内更是迫在眉睫的基本诉求。要成功抵御日本侵略，统一国家和充实力量的确不可或缺，这也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政治力量的共识：“统一之局，迟迟不成，内外人心，惶惑无定，以之对外，如何有力。”（注：《明耻教战》，天津《大公报》1931年10月7日。 ）“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问题的关键在于， 面对国内动荡不安的现实及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安内究竟应以什么为中心，并应如何实现。 其实，无论就攘外或就安内言，安定社会，充实国力都是最本质、最迫切的，蒋、汪自己承认：救亡图存“治本则莫急于生产建设”。（注：《蒋汪通电》，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28日。）但是，恰恰在这一环节上，30年代前数年的安内实践未见大的成效。当时，每年用于“剿共”及内战的军费开支达全国预算总支出40%以上（注：参见孔祥熙：《敌我财政现状之比较》，《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十六至三五年度国库支出与物价比较》， 国民政府财政部国库署档案，一四九（18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大量财力物力投诸“剿共”军事和其他内战中，建设经费寥寥无几，致使生产建设及国防准备均乏善可陈。造成这一局面，国民政府武力和高压的安内方式不能不负相当责任，这种“一面准备而一面自相消耗”（注：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的安内， 使安内相对进步的一面难以真正发挥。应该说，正是在安内的方式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选择有着严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