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国初期“一边倒”战略的新认识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秀华(1960—),女,内蒙古通辽人,吉林大学马列教研部副教授。吉林大学 马列教研部,吉林 长春 130021

原文出处:
史学集刊

内容提要:

建国初期“一边倒”战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它同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以至为后来中国新的战略抉择留下了后遗症。因此,有必要对其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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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D8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 —8095(2000)02—0047—0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战略占有重要地位,它曾经给中国的外交、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如何认识、评价这一战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讨论中,有两种倾向:或完全否定这个战略,认为它断送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的机会,导致闭关自守;或把这一战略说成十全十美。客观地考察“一边倒”战略的实践过程,不难发现这一战略的实施有其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一、“一边倒”战略是当时比较合理的选择

      “一边倒”是新中国在冷战时期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第一个战略选择。其结果是,在东西方冷战中,新中国同苏联结成同盟。可以说,“一边倒”外交战略奠定了大约10年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她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上讲,“一边倒”并不是必然的对外战略选择,新中国至少可以选择三种对外战略,来处理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即:同美国友好,与苏联疏远;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最终导致中国选择向苏“一边倒”战略并不是仓促行事,其因素也决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它和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美苏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以及决策者的主观认识等因素是不可分的。

      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又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战后多年的内战,这使得此时的中国国力很弱,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增强国力和捍卫国家安全,都有赖于外部大国强有力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建国初期,采取正确的外交战略,确定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是关系到新中国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

      然而,冷战给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提出了艰巨的课题。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所怀有的良好愿望和接受赫尔利、马歇尔的调解,都有着中苏美自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这一国际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赫、马的使华直接得到了苏军的配合与支持,而且友苏也是中共七大确定的一项基本方针。因此,当时不存在友苏必仇美或友美必仇苏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美苏转向对抗,成为敌手,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美苏间活动自如呢?毫无疑问,外交战略应该首先服务于内政的需要。

      冷战开始时,正值马歇尔以较公允的立场在华从事国共调处,中国共产党也正努力争取使美国保持中立。针对美苏转向对抗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开始无意表明立场,而是独立自主地奉行同两方都友好的政策。当时周恩来特别向马歇尔表示:只要美国能够履行杜鲁门在1945年12月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中国应该停止武装冲突、结束一党专政和美国决不会以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的内政过程的诺言,中共希望一个实现了和平与民主的中国不仅可以与美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而且可以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他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合作。〔1〕即使在1946年6月下旬中共对美态度转向强硬时,6月25 日《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社论,也仍然重申“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立场。

      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美苏对抗中保持中立,并不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关键还在于美苏的态度。从1946年6 月底中共因为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10年军事援蒋法案而对美采取强硬态度,到1947年9 月底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虽然主张联合美国人民和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结成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为政治力量的实际格局就是二分世界。相反,毛泽东在1946年8 月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毛泽东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2〕

      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主义的苏联和非社会主义的“中间地带”国家虽同属民主势力,但由于苏联国内早已没有了反民主势力,因而没有内部的民主斗争。直接的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则充满了苏联之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显然,“中间地带”国家是一支直接站在反帝斗争前线的独立的民主势力,它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一种相互同情、相互声援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直到1947年9 月底日丹诺夫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世界已经分裂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的理论后,中国共产党才完全放弃“中间地带”的理论,接受了“两大阵营”理论。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首次以“帝国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2〕来划分世界力量的格局, 也首次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一概念。毫无疑问,正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国人民也属于苏联阵营。这样,中国共产党从关于“中间地带”理论的三分世界法过渡到了基于“两大阵营”理论的二分世界法,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中立的可能性。此后,为了进一步密切同苏联的关系,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性,批判了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想法。

      1948年6月28日, 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为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敢于同斯大林顶撞而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对此,中共中央随即作出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对南共的处理办法。11月,毛泽东为庆祝十月革命31周年而撰写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公开批评了在美苏之间走“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还特别强调苏共对于中国革命的积极影响:“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2〕同年, 刘少奇也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认为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人们不站在这一边,就要站在那一边,……不站在这一边,又不站在那一边,而实行中立,则是不可能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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