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对实用主义的集中批判开始于五十年代初，并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后期。这场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对于普及哲学、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我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也为了八十年代以后对实用主义进行实事求是、全面和客观的研究和评价留下了可贵的资料。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深刻反思，可以为我们全面理解实用主义乃至现代西方哲学其他思潮提潮提供某些有益的帮助。 一、批判实用主义的背景 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之所以在五十年代全面展开，主要受到了以下主要因素的影响： 1、当时政治斗争局势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 然而，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和挑衅，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蠢蠢欲动。因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几十年而赢得的胜利成果，已经成了各行各业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由于美国对于新中国所持敌视态度，它当然受到了热爱新生活、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的痛恨，而作为美国的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在当时，它被过于简单化地等同于美国的官方哲学）自然也成了批判的对象。 在这种大气候下，思想文化界必然要对建国以前遗留下来的形形色色的旧思想、旧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范围内的东西进行彻底的清理。由于实用主义在旧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独特的影响，因此，实用主义成了各种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首当其冲的“靶子”，它在中国最大的代表——胡适成为批判的目标。比如，在批判的过程，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确提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他。学术界当时认为，胡适的反动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从帝国主义那里搬来的实用主义，胡适就是用这种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来解释政治、历史、人生和进行学术研究，以达到他反革命和反人民的目的。既然胡适的思想和方法都是实用主义的，因此，要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思想战线上对实用主义发动总攻击，就要清除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注：李达：《胡适反动思想批判》，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 批判实用主义是当时进一步确立和巩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之后，随着新生的人民政权逐渐站稳脚跟，在哲学领域中，全面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成了社会科学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职责。与此同时，对旧中国成长起来的文化界人士的世界观的改造，也成了理论战线必须面临的一个急迫课题。另一个方面，有一部分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抱着怀疑、冷漠、不解、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因此，对在旧中国思想文化界非常有影响的实用主义及其在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胡适的彻底批判，既有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方法在我国学术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也可以普及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促进一些学者尽快变学术研究方法，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3、苏联哲学界的影响。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 苏联哲学界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苏联哲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比较高，它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要早得多，所取得的成果也要丰富很多。三、四十年代以后，苏联哲学界对美国实用主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当时我国哲学界能够比较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专业哲学工作者人数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老大哥”这种态度肯定会在中国哲学界引起共鸣。甚至可以说，中国当时的许多哲学工作者完全非常虑心地把苏联哲学界对待实用主义和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加以接受，从而形成了对待实用主义的基本态度。 回顾建国初期开始的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我们必须看到，日丹诺夫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讲话在其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日丹诺夫提出，“现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已经转移到美国和英国去了。所有一切黑暗的反动势力，现在都用来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注：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见《苏联哲学问题》，作家书屋1950版，第36页。）显然，如果美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那么，被认定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必然要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二、批判过程及主要观点 建国后对实用主义批判的导火线是“红楼梦”研究。红学家俞平伯经过长期的努力，凭借《红楼梦研究》等著作确立了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当时，有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可是，由于俞平伯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这些持不同观点的论文很难有发表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形，有关部门认为，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刻不容缓的严肃的思想斗争，因为俞平伯的思想立场和研究方法与胡适的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追根求源，必须对实用主义进行批判。 学术界对实用主义的大规模批判正式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1954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做出决定， 在北京召开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讨论会。其后，在北京、上海、江苏、吉林等省市都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以便指导这场批判运动。1955年1月， 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整个思想文化界全面铺开。 就批判的阵形来看，可以说是哲学工作者打头阵，思想文化界全部上阵，思想文化界几乎所有的知名学者都经历了这一场运动的“洗礼”。对于当时许多成名学者来说，他们面临着双重任务：除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一起积极批判实用主义之外，他们还要针对自己的治学方法进行自我批判，以肃清实用主义对自己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