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之二)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奇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其基本力量主要是一批“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国民党的组织运作。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是其改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在“中体俄用”的治党策略下,仅袭用了俄共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未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改造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两党组织形态的异同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两党合作的命运。大量事实表明,国共后来成败分殊的结局,实际早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即已渐露端倪。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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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开始后,随着国民党武力的迅猛推进和民众运动气势如虹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党务组织的发展亦如风起云从,一日千里。到1927年初,国民党党员人数号称100万以上。(注:刘范:《如何才能做一个国民党的党员》, 《现代青年》第7期,1927年1月4日。 另见《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这是当时概略的估计。 据这个时期广东、江苏、上海、 长沙等几个省市党员人数的增长率推测, 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的半年间, 国民党党势确实得到了惊人的扩张。

      北伐期间部分省市国民党党员人数及增长率

      上海 江苏 长沙 广东

      1926年10月 2266人

      3225人 156915人

      1927年4月 16000人

      27872人 190000人

      236605人

      增长率606% 764% 51%

      资料来源:(1)《上海市年鉴》(上),上海市通志馆编印,1936年,第E30—31页;(2)赵如珩编:《江苏省鉴》(上),南京,1934年,第55页;(3)《长沙市之党员统计》,1929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4)《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 第101页;(5)陈季博:《一年来广东之党务》,1929年1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

      到1927年4月,仅广东、江苏、上海、长沙4省市的党员人数总计已达47万余人。以此推测,全国国民党党员100万之数当非虚夸。 这一数字是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的5倍,大约相当于19 世纪中国乡绅的总数。

      党员人数的多寡,是衡量一个政党组织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政党组织实力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协调性及其实际运作的良好与否。否则如民初之际的国民党,人数虽多达300 万之众,实际则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党力”可言。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顷刻化为乌有。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以宣誓押手印等办法约束党员,其结果仅塑造了孙中山个人的强权党魁形象,党的组织结构依然散漫如故。1924年国民党改组,引进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党方法,按理应当一改过去松弛散漫的组织习性。然而考察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发现只是袭用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却未能很好地吸收其组织内蕴,衍为新瓶装旧酒。国共两党几乎同时“以俄为师”,而共产党组织之严密性和国民党组织之松懈态,很快形成鲜明的反差。“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的“涣散松懈之弊”曾作过如下一番痛切的检讨:

      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本党在民国十三年改组之时,本已采用苏俄共产党之组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总章,自区分部而上,系统井然,其于党员义务,亦有明白之规定,无如本党同志多不耐严格之训练,往往视党章为具文,甚或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而各级党部乃徒为跨党分子垄断党务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注:蒋介石:《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1927年5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1(5)—347。)

      在蒋介石反思检讨的同时,胡汉民也发表文章指出:

      我常常想,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五六岁的乳臭小儿,中国国民党却正当壮年,经验丰富有作为之年;论份子,中国国民党多他百倍;论势力,中国国民党也大他百倍。为什么倒被这个小鬼捣乱得乱纷纷呢?虽说是人家挑拨离间的手段非常毒辣,然而上当不上当到底也全在乎自己;虽说很多都是敌不过人家的威胁利诱而上当,然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于主义没有彻底的了解,故没有坚决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种力量来抵抗引诱和威迫……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注:胡汉民:《清党之意义》,《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蒋、胡等人于“清党”反共之际,竟不约而同地分析共产党“以少胜多”的原因,反省国民党组织的缺陷和共产党组织的长处,胡汉民甚至发出“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的慨叹,足见他们当时已充分体察到国共两党在组织形态上的殊异及其所潜伏着的问题之严重性。

      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缺失,最主要表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一如前述,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的诀窍之一,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改组后,仿照俄共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到1926年10月,全国各地共建立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近8000处。(注:《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 第100—101页。)1927年初区分部更增加到1万余处。(注:《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若按法理形态良好运作,将100 万党员如同军队一样严密组织起来,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调一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自不可估量。但这个时期的有关资料显示,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发挥。试看当时一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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