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借鉴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建立了一套新的党务组织体系。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性，早已为海内外学者所一致承认。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此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刊布。但以往研究者大多侧重于“联俄联共”等政策的确立过程以及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主要人物的思想行动，而较少关注国民党内部组织构造的实际变动。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结构到底发生了哪些改变？俄共组织模式植入国民党体制之后，是如何调适或变异的？与同时期依俄共模式新建的中国共产党相比，这种调适或变异对国民党的组织运作、政治文化乃至国共两党的竞争和抗衡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往论者多认为1924年孙中山借鉴苏俄革命党的经验，把一个组织松散乃至濒临瓦解的国民党基本上改组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注：刘曼容著《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国内较近出版的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的相关研究专著。该书即持此论（第207—208页）。吕芳上著《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1989年）一书亦认为“这次改组，确使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第537页），“无论如何， 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确是一个‘党律既严’的革命政党”（第560页），充分肯定国民党改组成功的一面。 ）然而这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究竟是一种制度形态，还是一种实际情形，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不久，何应钦即质疑：“本党自十三年改组以来，就表面的观察，莫不自矜其组织完密，纪律严明，宣传普遍了！然而事实上若果是这样，何致能令中国共产党寄生而发育？何致因彼等稍有动作遂令中国国民党入于颠簸不安之境？”（注：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 1927年7月1日。）何应钦之言提示我们，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本文拟对1924—1927年间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和基层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作一探讨，冀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对国民党改组的意义作一较为适度的评估。 一、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 论者常谓1921年中共的成立，直接得力于两件大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直接催生中共的母体，后者为中共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实际上，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前后相距仅3年，两者引发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契机几乎是同一的。 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国民党奠定了思想革新和党务革新的基础，同时也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直接促发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总之，这一内一外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生命，进而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走向。考察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不难发现两党的社会基础，实际并无太大差异。这个时期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 中共的首创者们为五四知识青年自不待言。用孙中山当时的话，他们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注：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8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其时，孙中山慨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青年中的流行，喟叹多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过于崇拜。（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9 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8、384、386页。 ）他一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将当时中国知识青年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由于中共在知识青年中的吸引力远比在工人中的吸引力为大，故早期中共在知识青年中发展组织，比在工人中发展较为顺利。李一氓回忆，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连中共中央通告正文前的称呼也不称“同志们”，而称“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注：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从这些“暗语”中亦可约略体察当时充溢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学生气”氛围。这个时期知识青年在中共党内实扮演着领导者、组织者和启蒙者的角色。对此前人已有所论及，此处不赘。 这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以往研究者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大量吸收农工党员入党，使农工党员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论据多举1926年12月广东省国民党党员的职业统计为例：农民约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警、法、政、自由职业及其他人员共占百分之几。（注：《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编印，1926年12月。张光宇：《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第208页。）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虽是国民党改组的首善之区，但其党员构成在当时全国国民党党员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资料显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国民党改组之初，在全国各地开展党务的主要是知识青年。（注：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前夕， 北京方面加入者，惟有学界而已；广州方面加入者，多是青年学生和工人；浙江及东三省加入者，知识阶级及退役军人最多；湖南山东加入者，多为学界和工界；山西加入者大多数为学校教员和青年学生；安徽加入者，以学生最为踊跃，其次为工人；上海方面加入者，学、商、工各界皆有之；江西党员在1920年以前以军政界和留学生为最多，在1920年以后，以内地学生及工人为最多。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3年版，第4—31页。）据1925年5月25 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组织日益完备，主张日益鲜明；国民了解了国民党的内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据现知概数，已达百万以上。其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都有几万党员活动。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该报道所称国民党当时已数愈百万无疑夸大，但它切实地描述了当时青年学生群相涌入国民党的情形。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据当时各省国民党党部的报告，在12 个已知党员成份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过半数的有7个省份（见下表）。 谭平山在“二大”所作的党务报告中亦称：“各地多未注意本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平均发展。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1926年2月，鲍罗廷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的报告中亦谈到，国民党党员主要是城市青年学生。（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页。）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两湖农工运动迅猛发展。 但此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党员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格局一时并未被打破。据是年湖南省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称，该省党员吸收，多囿于知识分子。（注：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6年10月，第13页。）另据1927年1 月湖北省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该省国民党的基础是“建筑在青年学生上面，还没有深入工农群众”，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大多数是学生。（注：《省党部代表大会报告》，1927年1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由此可见，即使在大革命后期农工运动发展迅猛的两湖地区，青年学生仍是国民党党员的主要成份。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湘鄂两省所独具。1927年1 月吴倚沧所作的国民党现状报告中谈到，其时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在 100万以上，内中学生最多，占26%，其次为军队，占23%，自由职业者占12%，工人占11%，农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注：《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农工商党员合计尚不及学生党员所占的比例。而学生党员按比例推算，多达26万人。依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程度估测，这一数字可能不无夸大，但青年学生在国民党党员中所占比例最大，当无疑义。有人曾对那时的国民党党员形象作过如下一番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