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0）04—0075—04 20世纪50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运动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其中，50年代中后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的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浪潮成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重要国际背景。 一、赶超战略的提出和赶超浪潮的出现 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是由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列宁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一文中指出：“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使得俄国的革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169页。）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又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赶超思想。他在1931年指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以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之内跑完这个距离。或者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就是我们会被人打翻。”（注：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43页。）后来，斯大林又把在经济上赶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间定为10—15年。 赶超战略的提出和发展，对随后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促成5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内赶超浪潮的出现，进而影响和决定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等理论，会议要求“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注：《苏联共产党历史》，1960年莫斯科版，第700页。）。 1957年11月6日，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会上进一步提出：“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注：《人民日报》，1957年11 月8日。）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上述口号。 在苏联的赶超战略影响和推动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针对各自的国情和压力，也纷纷制定了以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目标的高速发展战略，从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赶超浪潮。 1956年12月，朝鲜劳动党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金日成要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在执行下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出革命的热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掀起新的高潮。”（注：《朝鲜劳动党简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0页。）为了“更好、 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注：《金日成著作选集》第3卷，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6年中文版，第89页。），朝鲜劳动党从1957年开始发动了“千里马运动”。 在匈牙利，1957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了六月会议，要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匈牙利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保加利亚，1958年6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 会议提出保共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应当以毫不减慢的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注：《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在捷克斯洛伐克，1958年6 月召开的捷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也制定了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提出国民经济中各项指标1965年和1957年相比，工业生产要增加90%到95%；农业生产大约要增加40%（注：《人民日报》，1958年6月19日。）。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在1958年7 月召开的五大上提出了到1961年在人均占有重要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方面赶上和超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口号。 此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卷入了这股强大的赶超浪潮，提出了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和计划。赶超浪潮的出现极大地影响着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生。 二、赶超浪潮和大跃进运动的发生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我们也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毛泽东对高速发展的赶超战略还是情有独钟。到50年代中后期，在社会主义阵营赶超浪潮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下，我国也毅然选择了赶超战略。 早在1953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就出现了贪多求快的小冒进现象，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正常健康的发展。但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还是钟情于高速发展战略，在他的支持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1956年我国的经济建设中进一步出现了冒进现象。后来，在周恩来等领导人反冒进的努力下，冒进现象才得到有效控制。 1957年我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由于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加上片面总结了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是反冒进导致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出：“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页。）因此，后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 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场合，毛泽东多次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行为进行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导致“左”倾错误的不断滋长和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