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起动之历史透视

作 者:
张涛 

作者简介:
张涛(1956—),男,河南开封市人,河南大学政治系教授,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研究。河南大学 政治系,河南 开封 475001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新史学通讯)

内容提要:

尽管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20年的经济增长,70年代后期中国依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实质是用高投入的方式保持经济增长已走到尽头。要继续使经济高速增长就必须提高生产率的增长率,这在逻辑上必然导向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双轨体制下市场体制的高效率昭彰在人耳目,为市场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条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理论观念的革新及其有关政策的确立。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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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F123.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2—062—08

      1953年,中国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或准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1956年全面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而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明确以市场为取向,逐步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1992年进一步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迄至今日,计划经济体制已在许多重要领域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没有1953年的过渡,当然也不会有1978年的过渡。问题是:为什么市场经济被放弃20余年之后,又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一

      对经济学来说,如果1953年直接就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也许是最经济的。事实是,当初否定市场经济而向计划经济过渡,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注: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当一个民族在经济衰落时又经历了外族入侵和战争,人们对强国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他们就会确立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其制度保障只能是计划经济,他们也就会赞成政府对经济各个领域的干预,实行计划经济。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责难人们当初作出的这样一个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选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经济总量水平经过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增长有了巨大的提高。统计资料表明,1952~1978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6.0%(注:林毅夫、蔡昉、 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以农业部门为经济主体的基础上,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1949年相比,1978年国民收入中工业所占份额从12.6%上升到46.8%;农业份额由68.4%下降为35.4%;建筑业和运输业分别从0.3%、3.3%上升为4.1%、3.9%;商业则从15.4%下降为9.8 %。 1952 ~1980年工业投资累计达3599.1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达273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4992亿元,比1952年的 343.3亿元增长17.9倍(注: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9、153页。)。并且,具备了生产原子弹、 氢弹的能力,国防力量也大大增强。

      问题在于何以在这种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下,中国没有实现经济现代化,没有实现赶超的目标?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缺乏效率的,它经常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生产的低效率。

      经济增长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投入(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增加;另一个是由技术和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计划经济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入的增加,而不是来自效率的提高。

      从1953~1978年,中国的积累率平均达到29.5%。1976~1978年的积累率达33.5%,是改革前积累率登峰造极的一个时期。就是在1963~1965年的调整时期,积累率也达到22.7%。如此高比例的资本积累,是带来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是,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据林毅夫等人的结论,在1952~1981年间,即使采取最有利的假设,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也仅为0.5%(注:林毅夫、 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1957~1982年间,中国国营企业的总要素生产率处于停滞或负增长状态(注:The World Bank,China:Long-Term Issues and Options Washinston D.C.,1985.)。邓小平1978年在鞍山曾说,生产同样产量的钢铁,日本只需要四五万人,而鞍钢却要二十几万人,不改革不行了(注:《南方周末》1998年12月18日。)。根据美国哈佛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帕金斯教授的估计,中国经济在1953~1976年间年均增长率为4.4%, 其中劳动力为增长所作的贡献为1.8%,资本为2.0%,生产率增长只占0.6 %(注:D·H·帕金斯等著:《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是相对于他国的效率低下,更在于这种低效率呈现的是继续下降趋势,既定的投资水平造成的产量增长越来越小。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生产一千瓦小时的电所需投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所需投资的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近乎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两倍(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516页。)。

      “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失败的记录”(注:《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总的来说,中国生产率的发展状况远远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更不用说发达国家了”(注:《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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