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中外学者多年来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以往的研究，由于史料的局限，往往较多地强调了50年代中后期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 近十年来，中国方面又有一批新的史料出版。根据这些新资料，我以为，前人的某些推论和猜想已被推翻或证实。实际上，很多“分歧”被那些“文革”中的资料夸大渲染，甚至无中生有，新的资料表明，至少到5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的权威尚未受到党内的严重挑战。处于中共领导核心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政策基本一致，没有重大分歧。即使稍有分歧，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服从于毛，以毛的意见为准。尤其在对冷战国际环境的回应和对外关系问题上，中共领导核心完全听从毛的决策。我还以为，就探讨“文革”起源而论，比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更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例如他那一整套辩证法、矛盾论、斗争观、两点论、两分法等等。 本文将中共领导核心视为一个整体，探讨其怎样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在对冷战国际形势的回应中，一步步走上了“文革”之路。对于缺乏确凿史料论证的问题，宁肯置而不论。当然，对于确有可靠资料证明的中共内部的重大分歧和权力矛盾，也愿予以讨论。 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理念，鲜明地表述于1967年11月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的一篇经他本人审定的社论中。（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社论中的黑体字，引号内是毛泽东已发表过的话，引号外是毛以前未正式发表的话。个别引号外的黑体字虽非毛的原话，但基本符合毛的原话精神并经他此次亲自审阅批准。参见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6期。 ）社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其归纳为六个要点：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五）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六）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以上论点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经典概括，而第一点即是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选择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日来阐释这个理论，是意味深长的。社论提醒人们注意这个理论缘起的国际背景：“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篡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 尽管中国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但一些国际因素也影响了中国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文革”的发生。反对美国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冷战国际局势的反应，也是中国“文革”缘起的国际背景。我们通过考察毛泽东等人对各种冷战国际因素的回应，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文革”运动和理论的起源。 一、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矛盾 自两极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后，中国共产党人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态度，作出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选择。由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围堵和禁运政策，中国只能在苏联的援助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社会主义改造相比，中国在建设方面的独创性较小，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然而，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相继发生捕杀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加强农业、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展开争论、转变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更换斯大林选拔的接班人等等事件。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和苏联的建设模式中存在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从1956年2月开始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2、484页。） 恰在此时，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贯彻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重大决定。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被泄露后引起国际轰动，并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引发了非斯大林化的风潮。 中共中央政治局获悉苏共的通报后，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反复开会讨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此举，一是揭了盖子，破除了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有利于中国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值得感谢；二是捅了漏子，秘密报告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严重错误，应予补救。对于斯大林问题，毛也持两点论：一方面欢迎批判斯大林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他曾经四次错误地干预中国革命，都直接针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毛现在得以一吐旧怨；另一方面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认为更要强调斯大林的伟大功绩，任何政党和个人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引起政治局常委们的共鸣。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毛提议发表文章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并说明中共一贯主张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刘少奇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迷信，从根本上说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毛也同样指出这一点，并亲笔在文章中加写了相应的论述。（注：中共中央的这些观点集中反映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见《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12月29日。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文稿也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9～67、283～285页；《忆毛主席》第2～10、16～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