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0）02—0064—09 一、对四个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使人民解放了思想 在1977、1978年冲破“两个凡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除了已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并达成了广泛共识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功不可没外，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也为历史的转折和社会的全面深刻的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理论界通过揭批“四人帮”在商品经济问题、按劳分配问题、生产力问题和经济规律问题四个经济理论上的谬论，逐步澄清了错误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辨明了理论是非，为改革开放作了必要的准备。 关于商品经济问题。1977年12月5日， 国务院在《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1] 打破了“四人帮”在商品生产上设置的禁区。与此同时，理论界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通过举办座谈会、发表文章等形式，正确地阐述了有关商品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有：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也是等价交换；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等。（注：1978年5月22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可看作是代表政府对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作的全面的总结。）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按劳分配原则，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也明确指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则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逐步扩大集体福利。”[2]1978年2月26日，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第六部分，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为题，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理论界为此专门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发表了很多理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最著名的是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针对“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从而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详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按劳分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按劳分配原则是通过一定的劳动报酬形式实现的，是与一定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明确指出我国工资制度，必须实行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计时加奖励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必须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这篇文章与6 天后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了当时社会极大的震动。 关于生产力问题。理论界批判了“四人帮”在生产力方面鼓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错误论调及其有关的错误思想，人民出版社还为此出版了专著。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反复表明在生产力问题上的态度。华国锋在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 越快越好。 ”[3]1977年8月23日中共十一大和1978年7月7日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等重要会议，也都专门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从长远来说，也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的需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华国锋1978年7月7日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要发展生产力，要向国外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1978年9月16日， 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4]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 当时就已经有了要对外实行开放、对内进行改革的基本思路。邓小平在1978年9月18 日听取鞍山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时的讲话、10月1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10月11日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都讲了这个意思。他说：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5]“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 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6]“各个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 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我国工人阶级也要虚心学习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来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7](P,136—139) 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涉及到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改革的尝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已经开始酝酿了。1978年6月20日， 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这次会议，要把提高管理水平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他还说：“提高管理水平的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财贸战线，同样存在于农业、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战线。这是目前整个经济工作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着重解决的迫切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8]7月7日， 华国锋也在这个会议上强调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要。……不利用价值规律，违背这个规律，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就不能以最少的消耗取得充分的效果，就必然产生严重的浪费和亏损，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我们必须在全党、在全体经济工作人员中，在财贸工作人员中，大张旗鼓地进行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增加企业利润、厉行财政监督的教育，这样就能大大地促进生产，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他指出：“有些同志对研究、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承认经济规律就是否定政治挂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二者是统一的。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提高经济管理水平。”[9] 这里提出了提高经济管理水平问题，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改革”这个概念，但经济管理水平如何提高，当中就隐含了改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