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 期刊载了喻大华先生《〈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以下简称《新论》）的文章。该文对《清室优待条件》、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和溥仪叛国原因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拜读之后，笔者认为该文不仅观点陈旧，而且在一些问题的论述上、尤其是关于溥仪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工具原因的看法，涉及到一个十分严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即如何评价某些对国家、民族犯有严重罪行历史人物的犯罪原因。为此笔者也试就该文所涉及的上述三个问题略陈管见，与喻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优待条件》的产生，《新论》否定了学术界对此的传统观点。学术界普遍认为《优待条件》是由袁世凯等炮制，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又一次妥协，清王朝结束统治后其皇室受到优待是极端荒谬的。而《新论》则认为首先提出《优待条件》的是革命政府代表，并对其做出了高度评价。他称《优待条件》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且有其积极作用”；“正是《优待条件》的提出，使清皇室发生了分化，并使之尽快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在保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尊严的同时，迅速地进入了共和时代。”（注：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以下凡引本文时不再注明出处。）在此， 做为辛亥革命副产品的《优待条件》，被拔高成为加速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原因。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实际上，此论实为旧说，决非喻先生首创。1924年11月，在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不久，唐绍仪就对上海《字林西报》的记者发表讲话说：“当时清帝逊位，缩短革命时间，保全人民，颇与民国以建设机会，故民国亦承认此优待条件以报之”（注：长沙《大公报》1924年11月13日。）。唐是辛亥革命时期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和谈的首要人物，也参与了与清室商谈《优待条件》。从肯定自己的历史出发，他替《优待条件》唱赞歌是可以理解的，其观点与《新论》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新论》把《优待条件》产生的作用拔得更高。 《优待条件》的产生确有一定的社会原因。辛亥革命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发展还不成熟、中外反动势力相对强大的背景下发生的。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也没有给予封建的政治势力及经济基础以致命的打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向反动势力妥协，从而将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并最终保留了清室。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就是“历史必然性”。 但是，《新论》所说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上述的经济政治原因。喻先生认为产生《优待条件》的原因有两点：（一）“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南北双方优待清室，以尽快地完成政权更替，避免招致列强干涉。”（二）“国内秩序混乱、财政危机的局面迫使南北双方必须优待清室，以尽快建立民国，早日拨乱反正。” 为了给上述原因寻找根据，《新论》极力夸大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及清室的力量，认为：“假若革命进一步拖长并发生较大的混乱，则难免为俄、日干涉提供机会。”这个观点倒可名副其实地称为“新论”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研究辛亥革命、且有一定权威性的学术专著，都否认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矛盾重重，并对腐朽的清王朝已不抱希望，故以扶植袁世凯来干涉中国内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固然，日、俄帝国主义最初确曾有干涉、分裂中国的阴谋，但由于害怕中国的革命力量，并碍于和英、美、德等帝国主义的勾心斗角等原因，被迫中断了其罪恶企图。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没有如庚子年间结伙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打算。这是中国革命大势及帝国主义矛盾斗争的结果，与《清室优待条件》何干？ 《新论》还特别强调指出：清室“接受《优待条件》，留在北京，就使得日本军阀的满蒙独立计划失去了借口，潜往东北的肃亲王善耆也难以打着清室的旗号进行活动。……日本政府不得不命令川岛等人暂时停止满蒙独立活动。可见《优待条件》对保障国家统一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这里，喻先生为极力美化、拔高《优待条件》的作用，已全然不顾历史事实了。 《新论》所谓的满蒙独立活动（史称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分满洲独立（即让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统领张作霖拥立肃亲王善耆在满洲“独立”）和蒙古举兵（即唆使、资助内蒙古喀喇沁王、巴林王等蒙古族王公在内蒙举兵起事）两部分。清室接受《优待条件》后，日本并没有停止满蒙独立活动的策划与实施，2月22日， 日本政府也仅是决定中止满洲独立的策划。其原因也并非清室接受《优待条件》，而是赵尔巽、张作霖在袁世凯极力笼络下，一反以前效忠清室、依靠日本的立场，表示拥护共和，使日本策划的满洲独立失去了基础；再加之英国政府于2月16日照会日本政府，要求立即停止策划满洲独立。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政府碍于英日同盟关系，决定中止满洲独立的策划与实施，也就在所必然了。可是，对于蒙古举兵，日本政府非但没有因清室接受《优待条件》而停止，反而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一直到3月下旬， 日本参谋本部才训令暂时中止举兵，改为在内蒙训练军队、贮存武器弹药，以待时机。5月下旬，日本提供的武器弹药经大连运至公主岭， 由日军大尉松井清助负责运往喀喇沁和巴林，6月8日在途中被中国军方截获，武器弹药全部被烧毁。至此，蒙古举兵的策划才宣告破产。（注：详见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上述史实说明， 《新论》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假若《新论》的观点成立，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日本帝国主义于1916年（其时《优待条件》依旧，溥仪仍居宫中）策划、实施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呢？显然，喻先生不能自圆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