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正是中国思想界一个大冲突的时期。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界垒分明。但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不管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如何千差万别，在经济思想上则对强调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心向往之。鉴于此前学术界对此注意不多，笔者不揣谫陋，拟对此“趋同”现象的背景、过程和影响作一初步介绍，以就正于方家。 （一） 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统一关于经济资源之调查研究具体设计藉树计划经济之基础以利建国案”。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考近代之言经济建设者，莫不知苏俄之足资借镜，苏俄之中央事先集合科学家及科学材料以统一之步骤，作充实之准备，然后决定大体方略，乃能使各项事业衔接联络，有条不紊，减少人力时间之虚糜，以此虽经纬万端，不觉其多，计划周详，不觉其限。（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 编《战时建设》（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180页。） 该案的提出者是以国民党CC系大将叶秀峰为首的13人。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这样一个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提案，并不等于国民党要在战时或战后仿效苏联社会主义的做法。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从国民党人的态度看，与其说是国家经营，莫如说是国家控制。就在该提案通过后不久，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就在一次工业建设计划会议上，公开宣称中国的工业建设要依照具体的经济条件，“初不必拘执于国营之一途”。蒋还保证，在“抗战结束后之最初十年间，我国重要工业建设，尚不能全部国营，必须采取国营与民营并行之方式，且有若干工业，民营较之国营尤为便利者”，则应扶助其发展。（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 编《战时建设》（三），第116—117页。） 至于国民党领导层日后究竟采取了何种经济政策，这里姑且不论。不过，在抗战方酣、百废待兴之际，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能够在其代表大会中出此一举——讨论如何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对于国人影响之深。“考近代之言经济建设者，莫不知苏俄之足资借镜”，就苏俄对世界之影响而言，这句话稍嫌夸张，但就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而言，则十分贴切。翻阅抗战前后那些涉及经济的书刊，经常跳入眼帘的不是“市场”、“利润”和“效率”，而是“计划”、“统制”乃至“苏联”之类的词汇。由于民初代议政治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形成了第一股“苏俄热”，那么，抗战前后出现的第二股“苏俄热”，又是由于何种原因呢？ 事情缘起还得从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那场经济危机说起。 1929年的这场经济大危机似乎是悄然而至的。这年10月24日上午，当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指数急剧下跌、成交亦创天量之后，西方评论界并未认真对待，只是将它视作股市的一般性调整。而且，生产似乎也没有随股市的下跌而缩减，以美国为例，当年美国的汽车工业还创造了年产300万辆的纪录。 危机的真实情景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才慢慢展现在世人面前。到1931年底，美国的失业人数达到900万，大片的工厂倒闭， 银行关门，人们才猛然发觉大祸临头。据统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0%以上。（注：详见〔美〕加尔文·D.林顿编著《美国两百年大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27—339页。）同样是在20—30年代，与资本主义世界这场经济大危机相映成趣的，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据苏联政府在1933年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设了1500个大企业，工业产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计划初的48%增至70%，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工人人数上升近一倍，而且工资也几乎翻了一番。（注：转引自《世界现代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239页。）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 两相对照，事实胜于雄辩。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反差，即使是一些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也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如在美国有官方哲学家之称的约翰·杜威，30年代也撰文批评经济领域的放任主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财政制度之下任由个人竞争，“不仅使得平等不能实现”，而且“也使一切人们的自由不能实现”。所以他特别强调：“社会控制，特别是对经济力量的控制，是保证个人自由（包括公民自由）所必需的。”（注：〔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3、98页。）不过，若论印象之深、反响之大，还应数中国思想界对这种反差的态度。 1933年7月，也就在苏联政府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不久， 在知识分子中颇负盛名的《申报月刊》组织了一次题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笔谈会。从参加者的言论看，这个笔谈会实际上是针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中国现代化之影响”这一主题而举办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载有7篇文章，以对苏联计划经济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 赞成的有4篇，模棱两可的有2篇，反对的只有1篇。 这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计划经济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