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的新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彭承福,男(汉族),西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邓小平理论研究。西南师范大学 经济政法学院,重庆 400715 李重华,西南师范大学 经济政法学院,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无论周秦抑或汉唐,绝对没有哪一个王朝能比得上像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后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在短短的50年岁月中,不但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还对全世界的繁荣与进步有重大建树。及时、科学地总结中华民族这段最辉煌的历史,无疑会极大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胜利,亦将有力地促进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东山再起”,走向新的复兴。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姊妹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新的角度作了新的考察。两大历史决议实为中国共产党60年伟大历史的伟大总结,堪称总结历史经验的楷模。这主要体现于它们能正确地对待党、对待旗帜、对待领袖、对待人民、对待成绩、对待错误、对待过去、对待将来。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8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D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44(2000)01—0015—04

      中国有着五六千年的文明史,建立过许多立国至数百年之久、威名远扬的强盛王朝。然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无论周秦抑或汉唐,绝对没有哪一个王朝能比得上像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后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在短短的50年岁月中,不但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还对全世界的繁荣与进步有重大建树。及时、科学地总结这段中华民族的最辉煌的历史,无疑会极大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胜利,亦将有力地促进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东山再起”,走向新的复兴。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前《决议》)及其姊妹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后《决议》),从新的角度作了新的考察。结论就是两大历史决议实为中国共产党60年伟大历史的伟大总结,堪称总结历史经验的楷模。这主要体现于它们能正确地对待党、对待旗帜、对待领袖、对待人民、对待成绩、对待错误、对待过去、对待将来。

      一 正确对待党

      “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1]所以, 如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却不能充分揭示党在革命与建设中的“火车头”地位,大力展现党在革命与建设中的战斗“堡垒”风采,讴歌党的历史,维护党的形象,坚持党的领导,那么,不管讲得如何天花乱坠,都是一个败笔。而两大历史决议之所以能成为党的伟大历史的伟大总结,首先就在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历史结论就犹如一根粗壮的红线,分别贯穿于两大历史决议的始终,渗透于两大历史决议的字里行间。“百年魔怪舞翩跹”,“敢问路在何方”?两大历史决议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转而进入社会主义。非但如此,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并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没有一样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既然中国革命和建设过去的胜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则中国革命和建设将来的胜利肯定无疑地也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因此,谁也不允许以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2],并且将招致严重的灾难。当然,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3]。

      二 正确对待旗帜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4]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能成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磁石”,就在于正如前《决议》的第一句话所言,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因而,不管两大历史决议怎样纵议政治军事,横谈经济文化,指点事件,定论人物,其所努力解决的实质问题就是如何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问题。两大历史决议通篇都在证明,用邓小平和江泽民总书记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但是,决议更没有忘记: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出路,“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5]。所以, 虽然两大历史决议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条件,是由不同的党的领导集体主持起草和通过的,却都围绕着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一中心主题而展开。前《决议》批判历次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对照着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就是确立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尽管决议尚未使用这个科学概念)的指导地位,从而举起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6]——毛泽东思想这面中国人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而它也确实推动七大全面举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中国人民自己的第一面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后《决议》所要解决的“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7]的问题,就是彻底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中国人民自己的第一面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既然后《决议》彻底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应有权威,于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便有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事实上,通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所初步找到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总结,后《决议》已开始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优秀典型——邓小平理论(尽管决议还没有这样提)这面中国人民自己的第二面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从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当代化”迈出了伟大的第一步。正是在此深远的基础上,十五大又全面举起邓小平理论这面中国人民自己的第二面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总之,用旗帜鲜明来评价两大历史决议是再恰当不过了。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