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733X（2000）02—0010—04 五四运动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必然要发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工人、商人等都广泛地参加和支持了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一部分农民也积极参加、支持了五四运动。只不过由于农民阶级没有广泛地参与，因此在全国影响不够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农民在五四运动期间所起的作用和斗争精神。五四运动对于农民阶级来说，划分了两个时代。五四以前，农民阶级反对外来侵略和本国统治者的斗争，虽然连绵不断，但从未从根本上取得过胜利。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农民阶级有了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斗争逐渐从失败走向胜利，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农民阶级斗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分水岭。本文选取几个典型农民斗争事例来说明农民的反帝爱国精神和伟大力量；同时针对大多数农民尚未觉醒的事实，说明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必须深入农村，唤醒农民，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一、五四爆发前农民阶级的状况 辛亥革命并没有使农民阶级的处境得到改善，相反，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不断深入农村，与地主阶级一道对农民强取豪夺，农民日趋破产，农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各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实在让农民忍无可忍，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9年，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至少在二百起以上。少者数百人，大者数千人上万人，自南而北，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这一时期的农民斗争主要是为了满足经济上的要求，如抗捐、抗粮、抗税等，其口号主要是“打富济贫”之类，政治要求极为稀少，其斗争和起义都归于失败。 总之，辛亥革命后，农民的政治待遇和经济状况都没有得到改善，特别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和对农民利益的直接侵害，使农民处境更加悲惨，农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愈加强烈了。 二、部分农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都掀起了反帝爱国浪潮。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遍及20多个省。本文选取山东、东北三省、上海市的农民运动和斗争来作重点考察。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东三省是日本控制中国的心脏；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强的地区。这三地的农民斗争最具代表性。 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具有光荣的反封建反侵略的传统。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又是由于山东问题所引起，包括农民在内的山东各界对这次运动最为敏感，特别是胶济铁路沿线的农民更有切肤之感，他们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就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反抗，如中止对日军粮食和蔬菜的供应，给侵略者不同程度的打击。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山东农民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如火如荼。1919年5月24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后二十天， 山东益都召开了各乡农民参加的国民大会，到会的群众纷纷发表演讲，痛斥侵略者的罪行，坚决反对政府将山东权益转让日本。在场的老农更是痛哭失声，哭诉割让山东权益的切肤之痛，许多群众为之感动。同年7月17日， 日军为禁止学生运动，在益都车站逮捕了省立十中学生马忠怀，消息传开，周围各乡农民怒不可遏，纷纷拥入城内，和各界群众包围了县署，强烈要求释放学生。经过不懈地斗争，终于把被捕学生营救出来。 五四运动爆发后，山东杨家庄、刘家井等地农民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组织“爱国十人团”，在铁路沿线与学生一道阻止日军收购粮食，附近农民与日军也不断发生冲突。村民李继寿、刘硕田等为阻止日军收购粮食而打伤日军，遭日军逮捕，受到严刑审讯。为援救李继寿等人，附近北园、杨庄、刘家井、黄台、霞侣市等各村农民集会，商议营救之策，并派代表与学生取得联系。1919年7月19日， 手执红旗的千余农民和各界群众在省公署前集会，要求省署与日军交涉放人。经过几次斗争，山东省署被迫派出警察厅长、济南道尹及历城县知事与日本领事交涉。起初日本领事馆拒绝放人，但各界群众越聚越多，层层包围领事馆。迫于群众压力，日方不得不将李继寿、刘硕田等人放出。[1] 山东北园农民除参加营救李继寿的斗争外，还积极配合学生反帝爱国斗争。在济南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时，北园农民也配合学生，禁止向日本人卖粮。有的北园农村妇女，“拿出自己的积蓄，交给学生做为爱国商行的基金”。[2] 为了抵抗日本人及少数汉奸在胶济铁路上的非法勒索，北园数千农民，“聚省署前，要求严重交涉，取消苛例”。[3]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卖国贼陆宗舆的家乡海宁县峡石镇后，父老乡亲感到海宁人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脸面，无不咬牙切齿，向全国发出通告说：“青岛问题，交涉失败，推原祸始，良由陆宗舆等秘结条约，甘心卖国所致。义情愤激，已于元旦特开国民大会，到者万余人。公决以后不认陆宗舆为海宁人，以为卖国者戒。”[4] 据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记载：“卖国贼陆宗舆免职令下，全国称快。海宁开公民大会，议决卖国贼竖勒碑石。当场由众踊跃输金，饬匠赶办。”[5] 海宁农民和各界群众将碑“竖立邑庙前及北门外海塘镇、海塔下等三处。碑约五尺余长，真书‘卖国贼陆宗舆’六大字，左右两边并列民国八年元月海宁公民团云”。[6]当时前去参加立碑的农民及各界群众“人山人海， 途为之塞”。[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