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面临双重的任务，即一方面要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要实现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双重的任务是相互联系、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它们集中体现在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口号中。从文化发展上说，这双重的任务决定了中华民族既要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又要反抗西方文化所带有的弱肉强食、霸权主义等等，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样，要选择一条既学习西方又超越西方、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这种民族矛盾、社会发展、文化转型的纠葛，最初被表述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中国的救亡图存必须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从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而起，延续数千年的君主制被共和制所取代。然而，辛亥革命是在社会力量和思想准备都很不充分的情势下进行的。辛亥革命党人向北洋军阀势力的妥协，使中国人民仍然面临着“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的严峻形势。陈独秀说“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他认识到民主共和“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因而继“政治的觉悟”之后，“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这里，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要以适应民主共和制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取代儒家的纲常名教。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转型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了思想价值观念的层面。 1924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指出：“民族的经历”（包括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关系等等）对于民族文化的成立“实有伟大的影响”；“迨民族文化既已发展成熟，却又为决定民族将来经历的重要因素，其间实有密切的关系”（《史学要论》）。就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来说，儒家思想本是继承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并且适应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而产生的。汉代定儒学为一尊，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成熟，儒学对于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守旧派坚持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千古不变的“中学之体”，这成为阻滞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思想障碍。辛亥革命以后，“孔教运动”为袁世凯、张勋的帝制复辟制造了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言“伦理的觉悟”，主张把“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而代之以新伦理、新文学，为中国的新社会建立思想文化基础，这正是五四新青年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从根本入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胡适留学日记》三），“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李大钊：《青春》），“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思想解放、思想启蒙的爱国主义运动，它开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这首先是它高举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而科学与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从古代进入现代的首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新青年》创刊号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就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赛）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科学从狭义上说是指自然科学，而五四时期更为重视的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的科学理性精神。陈独秀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敬告青年》）“科学的精神重在怀疑、研究、分析、归纳、实证，这几层工夫。”（《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科学的对立面是违背经验与逻辑的“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树立科学的权威，经受“科学精神的洗礼”，中国文化才能由古代进入现代。科学精神实即注重自然和社会之客观事实的实事求是精神，它除了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之外，更主要是开辟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陈独秀曾说：“吾人所欲议论者，乃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尊从之价值是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新青年〉宣言》）胡适也曾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就是以“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为标准（《新思潮的意义》）。不是以古代的圣贤经传、儒家的纲常名教为标准，而是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标准，如此中国文化才能从古代进入现代。 民主从狭义上说是指民主的政治体制，它在中国是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直接对立物。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重大飞跃。五四新青年高举民主的旗帜，就是要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反对复辟帝制，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假共和。他们有鉴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薄弱，所以他们除主张政治的民主外，更注重“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并且主张“经济的民主”、“社会的民主”，后者使民主的观念发生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变。李大钊首先注重的是民主政制对于现代国家或民族的普遍意义，他在1917年说：“盖民治主义之治制本无定式，所可施行此制者，亦不限于某类特定国家或民族。苟其民有现代公民之觉悟，斯未有不于民治主义为强烈之要求，斯未有不可本其民质所几之程而向民治之鹄的以进者。故论一国施行民治之得失若何，但有程度之问题，全无可能之问题也。”（《暴力与政治》）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认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 ”（《劳动教育问题》）“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陈独秀后来回忆说：“五四运动前后，在《新青年》上提出民主与科学，不是信手拈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针对中国的情况才提出来的。”民主与科学虽然最初是取之于西方文化，但这是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抉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教训，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民主与科学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我们“永远要提倡民主与科学”（胡绳同志为《五四图史》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