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中美进行了长达16年的大使级会谈。在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时代，这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惟一渠道。由于种种原因，两国政府对大使级会谈的态度和做法存在着巨大差异，本文着重回顾中国方面对大使级会谈的看法和做法。会谈之初，中国政府曾希望通过大使级会谈使双方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由此带动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改善，并引导中美两国朝着建立正常关系的方向发展。1956年以后，中美会谈陷入僵局。1957年12月，美国政府企图降低会谈的级别，遭到中国的抵制，并成为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的重要起因。中美两国避免台海危机导致两国军事冲突的努力使两国大使级会谈重新得到恢复。此后，中国更多地把会谈看作是稳定两国关系的缓冲器。60年代末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恶化，中国越来越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逐渐将大使级会谈看作是试探中美和解可能性的测试仪。从方向盘到缓冲器到测试仪，中国政府在大使级会谈问题上的看法和做法经历了一系列潜移默化但十分重要的转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一会谈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功能。 一、意外收获——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 朝鲜战争结束。中美两国能否从对抗的阴影中走出来，人们拭目以待。不打仗了怎么办？这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问题。中国面对的问题相对简单。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创造和维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发展因朝鲜战争而受到极大制约的对外关系；从较长期来看，中国还需要积蓄力量，最后完成因朝鲜战争而推迟了的大陆对台湾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对美国政策，首要的问题是突破美国的孤立、封锁和禁运，如果同美国的关系能够缓和下来，局面将为之改观。当时看来，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不管美国愿意还是不愿意，最终还是要承认它并与之打交道。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大陆有六万万人，台湾只有一千万，这也是不容改变的现实。如果美国为了台湾的一千万人与中国大陆的六万万人作对的话，那就再愚蠢不过了。（注：转引自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美国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朝鲜停战给美国提出一系列问题。虽然1954年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些主张承认新中国的意见，认为美国“真正的利益在于从苏联那里把中国分离出来”；（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打算改变既定的对华政策，即：不承认中国政府，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继续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 不过，中国和美国毕竟是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在非战争状态下，双方建立某种联系实在是一种客观需要。一方面，双方的对抗需要加以控制，以不伤害各自更为根本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彼此看来是尖锐冲突的利益之下，也仍有一些利益是互相重合的，需要双方进行协调。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之间在沟通问题上的教训双方都无法忘记。正是在这一复杂背景的映衬下，中美大使级会谈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展开了。 1954年4～7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中美接触的机会是突然降临的，敏锐的周恩来一下抓住了它。5月下旬， 美国通过英国和苏联要求中国释放犯罪的美国侨民，并表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某些政策是不现实的。得到这个消息后，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加以研究，他认为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接触渠道。于是，中国代表告诉英国代办，现在中美双方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开会，有关中美双方的问题可以由两个代表团进行直接接触，没有必要通过英国作为第三者插手。为争取主动，5月27日， 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押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并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注：转引自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在中方的考虑中，首要的问题是究竟能不能开辟一条联系渠道。最初制订的政策既是针对谈判将会遇到的具体问题，也是为了试探美方的意图。6月3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中国代表团已经答复英国方面，中美双方可经英国介绍直接接触。“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将“首先联系到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题”，同时也说明中国将区别对待犯法的美国侨民和其他美国人。（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页。）6月4日，中美双方代表团派出的代表经英国代表团杜维廉介绍，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中方代表为王炳南，美方代表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随后，中美双方又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根据这两次会谈的情况，周恩来于6月11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公安部、外交部， 说明中方采取的谈判方针是：（一）主动提出保护我国在美侨民、留学生的权益问题，拟指出美国强迫扣留我留学生，既违犯国际法又不合人道主义，要求立即恢复他们自由离美返回祖国的权利；（二）关于美国在押人员，准许被扣美国人与家属通信，将已死亡三人的消息告诉美方，宣布被扣留的美空军人员罪状；（三）如果美国改善对我留学生之待遇，准许他们回国，届时看情况，我方也可考虑批准几个美国侨民出境，或将几个犯罪被监禁的美侨驱逐出境。此点拟相机行事，目前尚不宜采取行动。（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76页。）此后， 中美双方代表又举行了第三、第四次会谈。在会谈中，美方坚持认为中方关押美国犯人是非法的，而美方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是有法律根据的，因此反对将两者联系起来。此外，美国还刻意采取种种措施避免给外界造成美国外交上承认中国政府的印象。（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第125页。）在这种情况下， 会谈无法取得进展。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渠道中断，中美双方商定自9月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 在日内瓦的最初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作为中美两国官方接触的开端，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