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二次国共合作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百齐(1949— ),男,山东临朐人,胜利油田职工大学副教授。胜利油田 职工大学,山东 东营257000

原文出处:
文史哲

内容提要: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酝酿时间长、过程艰难曲折而闻名于世,其原因在于国共两党各自政治成熟和彼此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一次成熟、成功的合作,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两党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回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源于两党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正确处理了两党关系。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有利于思考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7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3—0080—0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进行的两次合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第二次国共合作尤以其酝酿时间长、历程复杂曲折、合作获得成功而具有世界现代史上政党合作的典型意义。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总结其成功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要求产生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著名爱国老人马相伯发表了《为日祸告国人》的文章,明确提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主张,大学教授王造时也提出了“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共同抗日”的口号〔1〕(P15)。然而,由于国民党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国共内战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展开。1935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攻,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2〕(P378)。 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也开始改弦更张,与中共进行接触和谈判,谋求两党合作抗日。但这一过程进行得十分艰难,双方的谈判长期难有实质性进展。直到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方针,两党内战才基本停止。“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急于让中共军队开赴前线抗日,接受了中共的要求,1937年9 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3〕(P466), 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最终实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两党军队之间曾发生过无数次的磨擦和冲突,国民党更是先后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次都几乎演变为“全国范围的内战”〔4〕(P1022)。虽然由于两党内部团结抗战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共合作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之尖锐、斗争之复杂,两党冲突引起的政治震动之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与中国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欧洲的不少国家如朝鲜、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泰国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法国〔5〕(P233—243)都出现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内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阶级矛盾和内部冲突,如法国共产党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王国政府、南斯拉夫共产党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都在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发生过冲突和斗争。但在这些国家以及不少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亚洲国家,或者由于共产党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自动放弃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或者由于资产阶级政府长期流亡国外,而由共产党较轻易地掌握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或者由于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力量太弱,在斗争中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无产阶级独自担负起了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责任,因而统一战线内部的冲突远没有中国那样复杂和尖锐,处理起来也较为容易。

      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以呈现出上述鲜明的特征,是由中国特殊的国内政治状况决定的。抗战以前,国民党和共产党曾进行过10年之久的战场拼杀,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两党合作造成了巨大障碍和伏下了深刻的危机。同时由于两党领导集团的政治成熟,各自对对方有透彻的了解,双方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合作过程同时也就成了双方政治谋略、政治技巧的较量过程,这样合作过程的艰难曲折就不言而喻了。

      与同一时期进行抵抗日本侵略的亚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不同,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由于所依存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相对强大和政治上的成熟老练,蒋介石集团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成熟程度,因而能在国民革命时期轻而易举地击败其他反对力量,独占中国政权。到抗日战争前,经过长期复杂的内部派系斗争,蒋介石已牢牢控制了中央政权,成为国民党各派共同承认的领袖,成为具有熟练政治技巧和较高谋略水平的大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两党合作的谈判阶段,蒋介石千方百计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这是他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所在。出于阶级本能和政治锐敏,蒋介石对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力量的快速增长自始至终怀有深深的恐惧和警惕,因而曾竭尽全力进行遏制,这是他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必然举措。不过,面对日本的全面进攻和亡国危险,国民党最终还是对共产党作出了一定的政治让步,表现了应有的求实精神,蒋介石以民族大义为重,抵制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并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大局,这恰恰证明了该党的政治成熟,显示了蒋介石的政治远见。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政党。与国民革命时期不同,这时的中共已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量空前壮大,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军队,“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两个基本的问题完全正确地得到解决”〔6〕(P188)。 中共已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锻炼造就出了一个成熟的稳定的领袖集团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已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成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由于政治上的成熟,中共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对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的阶级本质和利用抗日削弱共产党的企图有着清醒的认识,坚持在军队和根据地问题上决不放弃独立性原则。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原则,及时地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既顾全了团结抗战的大局,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又使人民革命力量在此期间得到空前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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