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是新文化运动中非儒反孔的健将，他因激烈反对旧礼教和封建文化而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对于吴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许多人只着眼于其反传统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图置吴虞反传统思想于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潮的流变这一宏阔背景中加以考察，评析先秦墨、道、法诸家及晚明异端思想家李贽对吴氏思想的深刻影响，以理清吴虞非儒反孔思想的传统学术渊源。 一、先秦墨、道、法诸家学说是吴虞非儒反孔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吴虞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曾叙述自己非儒反孔思想的起因：“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数诗……注中多‘非儒’之说。归蜀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大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思、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远藤隆吉、保天随诸家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刑法比较对勘。十年以来，粗有所见……”（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 由此可见，吴虞的非儒反孔，既受到西学的影响，又自有其深厚的传统学术渊源。事实上，对他影响巨大的先秦诸子学说，绝非仅限老、庄一家。在传统学术中居于非正统地位的道、墨、法诸家，均是吴氏非儒反孔的思想渊源。 余英时教授曾指出：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在五四时代，中国传统中一切非正统、反正统的作品（从哲学思想到小说、戏曲、歌谣）都成为最时髦、最受欢迎的东西了。”（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4页。）分析吴虞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 可知余先生所论十分精当。吴氏对传统学术有相当的造诣，留学日本后，虽受西学的冲击，却未曾与旧学绝缘。故此，吴氏从传统学术中居于非正统地位的学说中寻求非儒反孔的思想武器，当不足为怪。 在先秦诸子中，吴虞对墨学最为推崇。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他在《辨孟子辟杨墨之非》一文中对墨子的“兼爱”、“非攻”、“节用主义”、“经济主义”、“节葬”、“墨守”等主张以及“算学、重学、光学、机器学、工程学”等领域的发明创造予以褒扬，称“九流之中，惟墨足以与儒相抗”，认为墨氏“非徒谨守一节之人，乃通权达识之人也；非止修词坐论之人，乃实践笃行之人也。”并指出：“墨子兼爱主平等，则不利于专制”（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 新文化运动当中，吴氏又专门写了《墨子的劳农主义》一文来分析、介绍墨子的学说。他高度评价墨氏“毁古之礼乐”，盛赞其废阶级、实行“君臣并耕”的思想：“墨子的学说，不但主张亲操橐耜，以自苦为事而止。甚至主张废弃儒家所主张的阶级制度，把尊卑贵贱、崇上抑下的礼教，一扫而空，以求上下同等，君臣并耕，不劳动者不得食。还说：‘君臣氓通约也。’他的通约，就是卢梭的《民约论》，他的主张，就是列宁的劳农主义了。所以墨子的学说，和儒家根本上绝对不能相容”（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 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 、79、 83—89、457、463、13、17、15。）。 对于道家的非儒思想，吴氏亦十分赞赏。他曾引用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斥责儒家所主张的旧道德“不过是反对疾病的医药，简直是不祥之物。”对于庄子，吴氏更是推崇：“他把那些讲道德说仁义的诸侯大夫和一般人都认为是窃盗，一钱不值。……那一种不屈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何其伟大！”（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 在《消极革命之老庄》一文中，他对老、庄在历史上所起作用进行了评析，赞扬其“能深知家天下者遗弃公天下之道德，而专以家天下之仁义礼智愚弄人民”、视封建统治者为“民贼”、“盗魁”（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 、457、463、13、17、15。）。 吴虞还从法家学说中吸取了许多非儒反孔的思想养料。他对管仲、商鞅、韩非等法家人物的许多言论不乏激赏之辞。早在1905年所作家训中，既赞扬法家：“夫仁义诗书，孔孟所常称道，而商君、韩非且斥之为贼为蠹，则世俗之见解，又何足定我之可否哉？（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 463、13、17、15。）1910年，在为《蜀报》所作祝辞中颂扬管仲之治其国，“其要尤在使智愚皆知之，智愚皆能之”，说明预备立宪就要使上下同德同力。而在《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中，则赞扬商鞅不务虚文，反对旧道德、专以富国强兵为务的精神，并称颂韩非反对空言仁义道德而主变革的精神，认为“其思想之博大，义理之明晰，论锋之锐利，实非儒家所及。”（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 吴氏对先秦诸子学说的大力推崇实非偶然，确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悠长的学术渊源。概言之，这是明末清初以来近三百年“复古解放”学术思潮发展的历史结果。梁启超在纵览近三百年学术思潮发展脉络时，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于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可见，在“复古解放”的潮流中，复兴诸子学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明末清初，伴随着经济领域内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复古”思潮。即以“复兴诸子学”而论，这时即已渐露端倪。如，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提倡儒经与诸子百家并读，开“复兴诸子学”先声。至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汪中力贬宋明理学，力图还孔子学于孔子，努力从先秦诸子中去考察儒家经典的本意。他推崇墨学，创“孔墨并称”说，否认孔学至圣的地位；他又以孔荀之道代孔孟之道，从而否定了宋儒的道统。19世纪后，俞樾、孙诒让等继汪中而宣传诸子学。至二十世纪初，以章太炎为首的“国粹派”更公开打出“复兴古学”的旗号。一时间，“复兴诸子”，发扬诸子精神的宣传蔚然成风。在这股“复兴诸子学”的声浪中，国学大师章太炎作《诸子学略说》，对先秦诸子一律以平等的眼光加以介绍，对孔学进行了严厉批评，将孔子指斥为趋时竞进，湛心利禄的“巧伪人”，从而使“复古解放”之风演变为非儒反孔的热潮。总之，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潮，从反对理学一直发展到对孔学的冲击，始终沿着“复古解放”的道路，以长江大河不达于海而不止之势渐次演进，从而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声势浩荡的反孔潮流作好了铺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难发现吴氏借先秦诸子学说以非儒反孔的学术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