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1882—1946），字协和，江西武宁县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江西九江响应武昌起义，1913年在江西湖口首举讨袁义旗，揭开“二次革命”序幕，1915年与唐继尧、蔡锷发起讨袁“护国战争”，1917年后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李烈钧与冯玉祥的私人关系也有着历史渊源。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李烈钧随孙中山北上，访晤张作霖。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李烈钧继续留居华北，协助冯玉祥国民军工作。1926年冯下野访苏，将国民军事权交与张之江办理，并托付李烈钧指导。李烈钧协助张之江、鹿锺麟等策划国民军南口战守事宜，与广东革命力量遥相呼应。1927年北伐进行中，李烈钧到南昌、南京、徐州，担负沟通蒋、冯意见之责，促进冯玉祥随蒋反共、一致北伐。李烈钧向来崇尚欧美政党政治，主张发扬民主，开放政权。但1928年国民党建立统一政权后，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遭受排挤的李烈钧寓居上海，对蒋介石的内政外交诸项措置多所不满。冯玉祥在1929年编遣会议后，与蒋介石矛盾激化，发动反蒋战争。1930年10月，冯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解甲隐居山西汾阳峪道河山村，但他一直在试图东山再起。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在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声浪中，国民党内反蒋各派系也利用时机向蒋介石发起猛烈攻击。李烈钧与冯玉祥在反蒋抗日上产生了一致性，两人重新开始频繁接触，酝酿反蒋抗日。冯玉祥从泰山移居张家口后，李烈钧积极活动，支持冯玉祥的组军抗日行动。（注：限于篇幅，对于察哈尔抗日前李烈钧与冯玉祥的联合反蒋抗日行动，笔者将另文论述。）在整个察哈尔抗日期间，李烈钧对冯玉祥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和声援，并对事件演变起了重要作用。 一、援助察哈尔抗日 1933年5月26日， 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正式揭旗抗日。冯的这一举动，与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抵触。南京政府为阻止北方实力派结盟，专门发出对冯玉祥与阎锡山等分别采取军事、政治解决办法的密电，（注：《蒋介石关于分别对冯玉祥及阎锡山宋哲元采取军事政治解决办法致汪精卫密电》 （1933年7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35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版本同），第716页。 ）试图“尽一切力量对阎锡山（山西）施加压力，迫使他改变中立立场，增加对冯的压力。”（注：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 邓发《关于张家口前线工作情况的报告》（1933年 6月18日）。）为援助冯玉祥在张家口的行动，李烈钧密电阎锡山，敦请阎与冯玉祥合作。他说：虽然自己一再呼吁抗日，但“弟以言难见用，而军国诸事，又责有专归”，所以至今抗日无望。“停战协定签字，舆情愤慨，政府无能，实有以招之。日人侵略难测，将来长城范围，何为界说？”李烈钧赞扬冯玉祥“激于义愤，蹶起张垣，锁钥北门，国人称颂”，并向阎锡山进言：“诚以宋文帝之目壤万里长城，国以危殆，前事可鉴，未可轻为疑虑也。晋为华北之枢，与察、平、津以共存，知必能辅车为用，并使各方将帅始终以致力御外为专务也”，希望阎锡山率领晋军与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互相呼应，一致抗日。（注：《致阎锡山》（1933年5月31日稍后），周元高、孟彭兴、 舒颖云编《李烈钧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以下版本同），下册，第760页。 ）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李烈钧致电冯玉祥：“接子良（按：子良为冯玉祥部属薛笃弼的字）转电，知公举大事于张垣。日冠侵凌，国人共愤，公应袍泽之望，本坚决抗日决心起而图存。九四老人（按：指马相伯先生，时94岁）、国学泰斗（按：指章炳麟），既代人民勖贺矣。（注：同盟军成立后，汪精卫指责冯玉祥赤化，但章炳麟却从苏州发出与汪相反的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老冯赤化。”94岁的马相伯先生在上海欢迎马占山大会上说：“我这第一杯酒是恭祝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转引自简又文《冯玉祥传》（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中央诸人赞美者多，冷视者百之一焉。”他热情鼓励冯玉祥说：“深信公之雄迈，足以锁钥北门，板荡识忠臣，政府此时亦必能鉴于南北往事，而自重其万里长城也。握别数日，公精神必如昔，势顺成事，势逆成名，公诚伟矣！”（注：《致冯玉祥电》（1933年6月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1页。）至7月1日，抗日同盟军已经克复康保、沽源、 宝昌，7月 12日又收复了被日伪军占据72天的多伦。李烈钧闻讯后，旋即致电冯玉祥祝贺：“政府对公唯一希望是来中央，人民对公唯一希望则在救国。今公尚未接受政府之意，而先已快人民之心，不贪高官，不惜性命，惟仁是求，惟义是赴。旬日间，传檄收复四县，今且血战，攻克多伦，举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首收复之。捷报飞传，闻者雀跃。公等之业诚伟矣。”并相信冯玉祥“必有更进之伟举，为民族光也。”（注：《致冯玉祥电》（1933年7月1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4页。） 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军抗日，为许多民众团体所拥护，（注：至4 月中旬，上海广州等地就有60多个人民团体电促冯玉祥领导抗日。见《中国周评》1933年4月22日。）但在南京政府方面，一些人怀疑、 猜测，一些人一开始即予以威胁和阻止。李烈钧及时就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活动情形，向南京政府及外界作出解释。6月4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他说：“焕章起于张垣，对政府应变不免微词，其抗日之心实为坚决，故国人多称颂之。”李烈钧声称自己与冯玉祥素有交往，将促其“专力御侮”， 枪口对外， “以尽公谊兼报私交”。（注：《致蒋介石电》（1933年6月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1页。）9日，李烈钧又发表与中央社记者的谈话称：“察哈尔之现状，只见报载，并无特殊消息。冯焕章先生之行动，全系对外，并非对内”，“中央对内，抱定‘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之宗旨，以求全国精神之团结，一致对外。”（注：《与中央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6月9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2页。）李烈钧作出这些解释，目的是缓解冯玉祥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关系，并使外界正确了解张家口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