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1569（2000）01—0100—07 中国国民精神重塑的问题，如果从19世纪末严复提出“三民说”，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开始到今天，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时至今日，人的素质问题仍然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事业进展的重要因素。今天，当中国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把人的素质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对萌芽于上一世纪末的国民性改造的文化运动作一番追思，显得非常必要。 一、为了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工业革命之后之所以一路高歌猛进，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其国民就已经过长达四百多年的现代性的陶冶和训练，其间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从而为社会现代化准备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则一开始就致力于器物方面的变革，试图一举建立一个民富国强的天朝上国。然而，经过了长达三四十年的痛苦探索后，到上个世纪末，一些知识精英才有“首在立人”（鲁迅语）的觉悟，认识到没有良好的国民素质，中国之自立、自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首先认识到人是“自强之本”、“变法之本”的是严复和梁启超。上个世纪中叶，中国受到西方的冲击以后，在文化界中就一直有“本”“末”之争。士大夫阶级中的洋务派在中国文化为“本”、西方文化为“末”的思想指导下，搞起了“中体西用”的防卫性的现代化。然而，甲午海战一役，中国竟败在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岛国”手下，惨淡经营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从而引起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反思。严复认为，洋务派的根本错误是治标不治本。“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之所以能战胜中国，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民力已堕、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根据从西方学来的进化论原则，他认为，在这个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世界中，一个国家只有自强自立才能生存，而自强自立之本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在于民族品格的更新。为此他提出改造国民精神的“三民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进一步指出：“此三者，自强之本也。不如是，则虽有伊尹、吕尚为之谋，吴起、李牧为之战，亦将浸衰浸灭，必无强之一日决也。虽然，无亦有其标者焉。然则治标奈何？练兵乎？筹饷乎？开矿乎？通铁道乎？兴商务乎？曰：是皆可为。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皆废。”[1] 既然人为自立自强之本，那么，一切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就要立，否则就要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也表明了同一思想。1896年，他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把培育人才称为“变法之本”。在1902—1906年期间，他在“新民论丛”上以《新民说》为总标题发表系列文章，为中国人设计了具有自由、民权、义务、自治、自尊、进步、进取、合群、冒险、尚武等素质的“新民”形象。他强调塑造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2] 从重视物质层面的变革到重视国民品格的塑造，说明当时社会精英对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有了朦胧的认识。然而，国民品格是传统文化在国民心理和行为方式上的凝结和体现。要对国民品格进行全面更新，就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严复、梁启超虽然认识到人是国家自强之本，是社会变革之本，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触及国民品格之文化根源，只想借用外来文化对封建的旧文化、旧制度进行修补和改良，并不要求对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因而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抽象的、狭隘的。 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真正找到这个“本”，这就是通过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批判，以达到国民品格的全面更新之目的。1916年，陈独秀全面地分析了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几十年社会变革失败的原因后指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3]随后， 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4] 那么，怎样才能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呢？陈独秀把它归结为人的伦理觉悟问题。他接着说：“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5]这说明新文化的倡导者认识到，没有多数国民的民主觉悟， 没有一种能赋予民主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心理基础，是不可能真正“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的。于是，他们向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猛烈开火，并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主张以科学代替宗教，以民主代替专制；在用科学来根治“无常识之思维”和“无理由之信仰”，在激扬理性破除愚昧和迷信的同时，更把民主具体落实到人权上来。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孔学的核心三纲五伦，号召人们用以个人为本位道德来取代以家庭为本位的道德，以唤起民众的觉悟，为中国建立西洋式民主社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