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0）02—0117—06 近代以来，国民性改造思潮几度成为时代的主题。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即是颇具代表性的先驱。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构成了世纪一大思想景观。在新世纪开始的日子里，回眸并梳理先哲的思想理路，必将为走向现代的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积极意义资源。 一、着眼点：同立于思想晕轮的圆心 就家庭背景与个人游学经历而言，三位先哲自幼生长于传统观念极深的“士大夫”家庭。以科举取功名的思想在他们的心中烙下了鲜明的痕迹。无论是热衷科举还是厌恶科举，先哲的“科举”理路都是驾轻就熟的。这就告诉我们，“士”的心理在他们心中埋下了坚实的种子。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为先驱的责任承诺找到了理论依据。“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道出了历史的沉重使命感。于是，我们看到，跃然于眼前的知识先驱在其心灵深处无不激荡着寻觅报国之路的满腔热情。“报国惟忧是后时”，梁启超的英雄时势观念造就了他特有的精神气质，刚刚步入社会的他就发出了狂气冲天的“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狂欢欲语谁”的豪言壮语；与梁启超的颉颃齐飞，陈独秀在日本的《咏鹤》也颇见真情：“本有冲天志，飘摇海湖间。偶然息城部，独自绝追攀。”[1]（P105）任凭花开花落，依然故我，陈独秀气贯长虹， 一生尽在“独自”中履行着“绝追攀”的诺言。无独有偶，接踵而来、老成早熟的鲁迅更是一位后来居上的“后起之秀”。1903年，鲁迅在日本弘文书院同班同学中第一个剪掉辫子并留影纪念，写下了激情满怀的报国诗篇《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比起“虽九死而未悔”的屈原毫不逊色。 应该看到，这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在内涵与外延上都不一样，毕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有感召力了。为此，我们的先驱在严酷时代的“证词”里不约而同地找到了通向现代之路。十分巧合，也是非常“必然”的是，三人都曾有过多次东渡日本的游学资历。从他们的首次游学时间来考察，几乎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间。那时，日本的改良道路已经初见成效。1853年，当美国人佩里带领舰队到达日本的一个海岸时， 一向封闭的日本立刻张皇起来。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很快将“大和”民族牵引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一个由封建幕府统治的“蕞尔小国”腾飞于亚细亚。日本成了亚洲的英国，虽然它一开始并不曾有英国式的议会制度，但是它是“戴着镣铐跳舞”，“开明专制”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无穷的活力。 1894 年甲午战争与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令中国的“士大夫”们目瞪口呆。在“小日本”与“大中国”的巨大心理反差下，他们不能不对这个“蕞尔小国”刮目相看。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就发生在那一年。颇费心机的洋务运动并未能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文明道路，为什么？对于渴望走出危机、济世拯民的一代先觉而言，铁腕政治人物大久保利通的改革路线值得“仿求”，而开思想先河的文化先驱福泽谕吉也更是启蒙主义者自我对象化的头号种子。 无论是政治上的改良还是革命，抑或在两者之间摇摆，先哲们在“改造国民性”的意义上理论设计却如出一辙。梁启超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为福泽谕吉的观点叫好，而且处处暴露出福泽对其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日本大儒福泽谕吉”所论的礼教重视“礼乐”之故的判断就甚为其所推崇。[2]（P141）如上所论， 我们选择的三位思想先驱都不约而同地受到了这位日本思想先驱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这里仍无意于对这种影响的程度作全方位的比较，毕竟，我们的论题决定了笔者的立意。就文学之一的体裁——小说设下的“鸿门宴”来看，就足以说明先哲经历不谋而合之趣了。众所周知，鲁迅当年赴日留学的原由之一就是因为日本是受了西学启发而后起的强国，现在看起来既有理想化的成分也有神圣的因子。日本发达源于西方科学中医学的事实，以及想治疗像他父亲那样为中医所误的疾病之冲动使他选择了“西医”。过去，我们论述鲁迅“弃医从文”的转变多认为只是因他那次仙台医专的“幻灯事件”所致，其实在这一“时间”的背后还有更为有力的策动，只是无形的间接作用而已。这就要说到小说启蒙的问题了。世纪之交的日本正是福泽谕吉如日中天的时期，沿着这个背景，继福泽的思想启蒙——“内在的文明”之后，日本以“经济济民”为宗旨的政治小说应运而生。福泽思想昭示下的日本文学引起了留学日本的中国先觉的注意，他们甘冒几千年轻视小说为邪道的“大不韪”，转眼间将小说提高到了启迪“国民之魂”的位置，鲁迅将它称之为“牵引国民前进的灯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1896至1911年，中国翻译出版日本小说101部，其中政治启蒙小说占50多篇。 这充分说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娘家远在东瀛。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行文学杂志《新小说》，为新型的政治启蒙小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创作园地。梁氏的“新民说”也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1904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连载的《黑天国》显然是一篇典型的政治启蒙小说。他将自己要讽刺与革命的对象命名为“满周苟”，意思显然是“满洲狗”的变体。时至“五四”，他1917年的《文学革命论》比起留学美国的胡适就更见功利色彩了：“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苦何效果也。”[3]（P172）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地先去模仿别人。”鲁迅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也在履行着这种“随着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的理论。鲁迅后来在谈到“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情节时，一再说是“仍是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不过是想利用小说来改良人生与社会，无疑是日本启蒙思潮中功利主义影响的结果。就文学的角度看如此，换一个角度，从梁启超与陈独秀的“尚武”之良苦用心来看，也不难发现他们“立等可取”功利思想的演绎。梁氏的“冒险精神”之提倡以及他在《少年中国说》中岳飞“满江红”词句的引用足以让人感受到撕杀争斗的战火硝烟；陈氏的论述则不遮不掩、一语中的：“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3] （P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