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9日，日汪共同导演了一幕汪伪政府对美、英等国“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的闹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写下了滑稽而可笑的一页。此举是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和汪精卫共同密谋决定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并没有马上提出“参战”问题。12月17日，汪伪政府发表《对大东亚战争之声明》，猛烈抨击英美“包藏祸心”，“变本加厉”，“始有日本与英美间之战争”，强调中国之安危与东亚之安危为不可分，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则是与日本“同甘共苦”（注：汪伪政府：《对大东亚战争之声明》（1941年12月17日），汪中央宣传部编：《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并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当日军进占上海租界时，汪伪上海市政府曾据此制定宣传要点8项： 1.我国决心与日本同甘苦，共安危，扫灭侵略东亚的英美势力； 2.指明东亚的安危与中国的安危有不可分性； 3.指明英美人操纵的租界为我国祸乱之根源； 4.日军进驻租界可以确保本市治安； 5.日军进驻租界可以使同胞免除白种人之压迫； 6.日本与英美虽发生战争，并不变更对华政策，望市民奋起肃清英美及渝方敌对机关或其他秘密组织； 7.市民要协助日军维持租界治安； 8.市民应爱护租界公共设备，并积极保存物资，以维持公共幸福（注：汪伪上海市政府：《关于友邦日本对英美宣战及友军进驻租界临时宣传要点》，（1941年12月），藏上海档案馆。）。 其基本精神仍是与日军紧密配合，“同甘共苦”。当日军攻占香港时，汪精卫指出：“百年以来英帝国主义在东方侵略之根据地一朝打破，于保卫东亚之意义上实为极大之贡献”，指示上海各界要“举行庆祝”，并加“诱导”，“促其同甘共苦之意，益加努力”（注：汪精卫：《宥电》（1941年12月26日），藏上海档案馆。）。同月，汪精卫发表《勗中国民众》一文，具体解释了与日本“同甘共苦”包含的3 个内容：第一是“确立治安”，“以东亚现在形势而论，日本是站在前线，中国是站在后方，前线的活跃进取，有系于后方之安全，我们应该尽十二分的努力，来使治安确立”；第二是“加强军事力量”，“包括精神的力量和物质的力量”；第三是“增加生产，节约消费”，“战争需要物资，物资需要人民来负担”。汪精卫认为：这三点“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而又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注：《政治月刊》第3卷第1期。），当时尚没有涉及参战问题。 但随后不久，汪伪政府就改变态度，表示愿意追随日本向英、美“宣战”。1942年 7月，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访日，正式向日本政府表示了“参战”的希望，称汪伪政府“不仅和友邦同甘共苦”，而且要“共存共亡，同生同死”（注：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日本政府一度不同意汪伪政府“参战”。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大本营曾下达过为攻占重庆的5号作战进行准备的命令， 日本政府设想在实施5号作战以后的某个时机，透迫重庆国民政府订立“和平条约”， 因此不让汪伪政府“参战”。但是，到了10月，太平洋战局日趋恶化，日本大本营决定中止5号作战的准备，并认为诱降蒋介石已毫无希望， 故而改变了态度。10月29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准许汪伪政府“参战”。11月27日， 又决定将汪伪政府“参战”的时间定于次年1月中旬。12月18日的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和21日的日本御前会议在日本军事出现大滑坡的情况下，决定实施对华新政策，视汪伪政府的“参战是打开日本与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决定“根据日华负责任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力争“对照世界战局的演变，在美、英方面的反攻到达最高潮之前”，“设法使对华的各种措施获得成果”（注：[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580—581页。）。汪伪政府的对英美“宣战”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关键一环和重要组成部分。 12月20日，根据日方的安排，汪精卫以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偕同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赴日访问，与东条英机等秘密磋商“参战”及实施对华新政策的有关问题。根据汪伪政府官方公布的材料，这次日汪密谋的主题是：“两国如何协力大东亚战争，如何使国民政府有效地发挥其意志和力量，分担完成战争责任等问题”（注：林柏生：《在东京答日本记者问》，《新中国报》1942年12月23日。）。双方约定汪伪政府“参战”的日期为1943年1月15日。12月25日， 汪精卫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的广播讲话，表示“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同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注：汪精卫：《告日本国民》，《中华日报》1942年12月26日。），发出了即将“参战”的暗示。 1943年初，日本政府秘密获悉：美国国会即将审议“中美平等新约”并将公布，决定让汪伪政府提前向美、英“宣战”。1月7日深夜，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重光葵奉命访问汪精卫，要求汪伪政府配合东京提早宣布“参战”（注：《周佛海日记》1943年1月8日。）。江精卫按照日方指令紧急行动，于9 日上午接连召开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会议，完成了有关“参战”的“法律”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