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1999）06 —0073—04 梁漱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化形态转化过程中一位颇具国际影响的思想家。他和同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毕生所思考的总不外乎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数千年来遥遥领先于世界各民族的中国到了近代反而落伍了？中国要想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价值观能否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梁漱溟苦心孤诣地探索着。他试图通过吸收西方文化，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创造一种全新的中国文化，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一 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建立在他的文化观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于是，按照他的理解，西方文化就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彩的文化”（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53页。）。了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意欲向前要求”的路向之外，梁漱溟认为，世界文化还有两种路向：一种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随遇而安，调和意欲的路向，这种路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另一种是“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自我消解意欲，违逆生活本性的路向，这种路向以印度文化为代表（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81页。）。这样，世界文化形态就表现出了三条不同的路向，这就是梁漱溟的所谓“文化三路向说”。 如果按照文化进化论的一元演变观点，东西文化的不同应表现为时代的差异和新旧的不同，那么，梁漱溟的三路向说就成为维护东方文化（主要指中国文化）、排斥西方文化的一种理论。因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因此，要引进西方文化，就得打倒传统的中国文化。 而事实上，在反对调和论上梁漱溟与陈独秀等人的观点虽然是一致的，但是他却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那么如何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呢？梁漱溟勾画出了独特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生活的“三大根本态度”，演变出“三大系文化”，成功“三大派的文明”，各有迥然不同的成就，无所谓谁好谁坏，都“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三者的区别仅在于，“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6页。）在梁漱溟看来，人类文化之初，均是走的第一路向，只是中国和印度不待走完这条路，就拐到第二路向和第三路向上，从而形成了早熟的文化。 当然，就现实的中国而言，梁漱溟认为，三种人生态度和三大生活路向只能做这样的取舍：“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因为这一路向为时尚早，现在提倡“佛化”，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因为西方文化已有“病痛”，其意欲向前要求所造成的与自然非融合的状态令人担忧，必须在态度上做根本的改变。“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用中国的态度容受西方文化和科学民主的现代精神。他说：“这三条是我们这些年来研究这个问题之最后结论。”（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8页。）我们从梁漱溟的这三条意见中，可以看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理想的层面和现实的层面。就理想的层面而言，它只是一个玄妙幽远的构想，从理念上把人类文化的进程设定在三大精神驿站上，前后相续。但是，由于这一理念的进程与现实的进程杂揉交错产生出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因此，梁漱溟又提出一个现实的方案，以作为操作层次的补救。再就现实的层面而言，暂且抛开第三路向，它所要解决的便是中西文化的融通问题，但由于梁漱溟一直反对中西文化调和论，且西方文化已有“病痛”，因此，对其态度要根本改过。于是，他重新提出把中国原来的态度——儒家的态度拿出来，认为儒家精神经过批判性的改造后，便足以容受西方文化——科学与民主的现代精神。这样，儒家精神不仅与现代化毫无根本滞碍，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经过批判性改造的儒家精神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他的这种说法，虽然没有完全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模式，但毕竟“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也没有呆板地明白赞成中体西用或旧瓶装新酒的机械拼合。这不能不说是他立论圆融高明的地方。”（注：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社1949年版第12页。） 二 从梁漱溟终生所关注的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来看，他的文化主张所谋求的出路在于，从中国文化的“本根上发新芽”，以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去救人，同时达到自救。这样，现代化与儒家人生之间的紧张就能加以消除而获得同步发展。然而，由于梁漱溟只在历史事实认知的层面上承认西方文化的胜利，而在终极价值意义的选择上始终将对中国文化的维护放在超越一切的地位，因此，他终其一生都处于一种对现代化欲拒还迎的两难困境中，始终无法化解救国与做人问题上所存在的二元价值取向的深刻紧张，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种种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