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政坛的一次强震 自1931年2月上旬起， 蒋介石日记中逐渐出现对胡汉民的强烈不满和攻击之词。 2月9日日记云：“见人面目，即受刺激，小人不可与共事也。纪念周时几欲饮泣，而又耐止，何人而知我痛苦至此耶！”（注：《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抄本，未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所引，除个别地方根据日记原稿本外，均同，不一一注明。）这里，蒋介石仅用了“小人”一词，没有点名，但是，这位“小人”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就登场了。10日日记云：“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感情用事，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余性暴气躁，切齿胡某，几忘其身矣，奈何弗戒！”从这一段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认为，“胡某”也者，罪大恶极，他使得蒋介石“性暴气躁”，“切齿”痛恨。 其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某”的攻击就接连不断。13日日记指责其“挑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15日日记指责其“破坏党国，阻碍革命”，“以‘司大令’（斯大林）自居，而视人为‘托尔斯基’（托洛茨基）”。25日日记则称：“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尔廷（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大奸，一生倒霉不尽。”十几天之中，由“小人”，而“胡某”，而直书“胡汉民”，标志着蒋介石怨愤的迅速增强。 这一时期，胡汉民问题使得蒋介石性情乖戾，难以自制。18日日记云：“近日性躁异常，恐将偾事。”25日日记云：“为胡事又发暴怒。”26日日记云：“在汤山俱乐部痛述某之罪状，几为发指。”当日中午，蒋介石与邵力子谈起胡的“罪状”时，再次动情，“心为之碎，自知失态。” 也就在25日，蒋介石制定了一个处理胡汉民的14点计划：1.请胡私邸；2.派监视护兵；3.令警察监视胡的寓所；4.请孙科往见，在“公开审判”和“自行辞职”两者中问胡自愿；同时要胡保荐立法院正副院长，并要胡函慰立法院各委员，使其安心供职；最后将胡迁往中山陵。以上各项对胡，以下各项为善后，计有：明告中央委员；开国民党中央临时政治会议；开中央常务会议，推任立法院院长；由监察委员提起弹劾，令国府紧急处分，严重监视；监察院提起政治弹劾；通告各地党部与各军队等。当然，蒋介石也没有忘记控制新闻，“令各报不准登载中央未发表之消息”。其中还包括“请立法委员组长明午吃饭”一条，考虑得相当周密。 28日晚，蒋介石以宴客为名，邀请胡汉民到自己的住所晚餐。胡到后，便从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手里得到了一封蒋列数其“罪状”并有其亲笔修改手迹的信件（注：《蒋介石致胡展堂书》，原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行文，简称《蒋致胡函》或《致胡函》，不一一注明出处。），又从邵元冲口里得知：“蒋先生想请胡先生辞立法院院长。”胡坚决要求蒋出面，两人激烈辩论到深夜。第二天，胡汉民具书“辞职”。当日，移送汤山软禁。3月8日，移回南京，仍然处于软禁状态中。 这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著名的胡汉民“被囚”事件。早在同盟会时期，胡汉民就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长期充任孙的助手，堪称“党国元老”。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事发以后，举世骇然。”（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国国民党之复兴》，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印行，1931年9月。 ）他的被软禁无疑是南京政坛上的一次强震。 二、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党治”与“法治”之争 要了解蒋胡之争，首先必须了解孙中山的有关思想和蒋胡之争的历史环境。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的目标一开始就定位在将中国建设为世界上的头等民主国家。但是，他又认为，这个境界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还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即将中果实现民主和法治的进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军政时期适用于革命军初起之时，军民共同受治于军法。训政时期适用于三年之后，各县军政府将地方自治权归之于当地人民，由人民选举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员，同时制定约法，规定军政府和人民之间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宪政时期适用于全国实行约法六年之后，其特征为制定宪法，由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组织国会，一切国事，均依宪法而行。此后，孙中山对他的“三阶段论”做过多次说明，其大原则虽始终如一，但也出现了某些相异或模糊之处。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迅速制定了相当于宪法的《临时约法》，它规定了前此中国从未出现过的一系列民主原则。但是，曾几何时，即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扔进了字纸篓。孙中山多次发起护法运动，都一无所成，其旗号反而为曹锟、吴佩孚辈所利用。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封建传统和当时社会中强大的封建势力。但是，晚年的孙中山总结经验，却认为其原因在于人民没有经过必要的训练，“未经军政、训政两期，而即入于宪政”，他说：“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他甚至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2页。）这一时期，他接受苏俄经验， 强调“以党治国”。1924年1月，孙中山起草《建国大纲》时， 仅云：“（训政时期）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没有出现“约法”二字。这就为后来滋生论争留下了缝隙。
